《汉书》 人物传记 读后感
［原文］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
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
有诏洁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
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服力强之效 ——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的批语（见《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解析］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时人，曾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对匈奴和西羌等当时的边患事务非常熟悉。
从武帝到宣帝，他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屡立奇功。
赵充国很有战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从事实出发，充分说理，上书汉宣帝，接受他的主张。
很注意赵充国的这个特点，读《赵充周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汉宣帝时，为巩固边防，招降西羌，赵充国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粮，克服运输困难，可节省国家开支，还能达到以逸待劳取胜入侵之敌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
”在一本《汉书》里，对这12条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条。
《赵充国传》说，他关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
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说儿子“不忠”。
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
赵充国不甘心，又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样反复多次。
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
开始时，赞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
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
很注意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召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
游罢之后上岸，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
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
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
”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在上海》第1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颇有今古同况之慨。
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出现过赞同他的人由少渐多的现象。
我党认识路线方针的正确，是存在一个过程的。
此外，对《赵充国传》里表现赵充国军事才能的记叙，也有很多批画。
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备战，每到一处，都修固营垒，尤其爱护士兵，计划周密后才出击。
有一次领兵渡河时，万余名骑兵通过后，突然与上百名敌人骑兵遭遇。
赵充国说：兵马都已疲倦，敌方皆骁骑，恐是诱兵，不能迎战，“小利不足贪”。
又一次，敌方败军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赵充国却缓行追击。
有人主张快追，赵回答：“穷寇不可迫也。
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
”结果，大败敌军。
赵充国主张：“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等等。
对这些记叙，都有圈画，很为重视。
求《汉书》读后感1000字左右
《史记·项羽本纪》读后感羡慕，但风中的低语却诉说着自负所带来的危难，项羽的死是历史的遗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结局，毕竟这不是故事，无法有善变的结局。
项羽的血流入家乡的水，这水的一旁是他曾经守护的地方，而他也将在这萦绕千年，不禁为他叹息，不禁责问历史为何选择了刘邦，但我只是站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多么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是一个过客，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迹，乱世的光华似乎就在瞬间，乌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是未曾惊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项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化为江东子弟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也许这是一种荣耀。
长江边李清照是否为项羽叹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履虎尾对汉初名将韩信的了解，最初是连环画；再大一点，读了蔡东籓先生的《西汉演义》；再后，就是《史记•淮阴侯列传》。
《淮阴侯列传》是太史公极为成功的人物传，几乎每一个读者，都会被韩信的悲惨遭遇所打动。
《淮阴侯列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半的篇幅是叙述韩信的事迹----或曰丰功伟绩。
韩信足智多谋，能征善战，为刘邦打下大半个天下。
在汉初功臣中，无第二人可以比拟，高祖刘邦曰，“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另一半的篇幅，则用来表明韩信从来就没有谋反之心，之所以被杀，乃是功高震主。
正如韩信自己所说：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 最后，太史公乃委婉地为韩信鸣冤叫屈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 二百年后，班固著《汉书》，韩信之传几乎全抄史记，对韩信的评价，与太历史公无大差异。
后世读《史记》《汉书》的几乎所有的读者，无不为韩信的功高不赏，无罪被杀而扼腕叹息；无不为刘邦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而愤愤不平。
太史公司马迁自己惨遭腐刑，身世堪伤，写出来的历史，也是充满了悲愤。
我读《史记》，每读到赵氏孤儿，伍子胥，文种，范蠡，屈原，贾谊，李广等故事时，总是似见一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仰天呼唤，真乃字字血，篇篇泪是也。
所以，鲁迅先生赞叹《史记》曰，此乃“无韵之离骚，史家的绝唱”也。
以后，我又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却见到了另外一种意见。
《通鉴卷十二》的史评——臣光曰： “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
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 读书至此，自我感觉又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是啊
司马温公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啊
不似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那样，韩信本不是刘邦的死党。
韩信先投项羽，又来投奔刘邦。
韩信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乃是一种政治投机，并不是一心追随汉王刘邦，建功立业。
韩信初投刘邦时，只得到一个小官做——“连敖”。
有一次，韩信等人犯了法，“坐法当斩”。
已经接连斩了十三人，轮到斩韩信时，韩信仰天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以斩壮士
”韩信临刑大喊，打动了监斩官夏侯婴。
夏侯婴告之刘邦，汉王乃饶其不死，还提升韩信为治粟都尉，此一该杀而未杀也。
韩信犯了死罪，不但不杀，反而升了官。
谁知韩信还不满足，竟然私自逃走，又犯下另一条死罪。
丞相萧何得知，亲自去追。
刘邦以为萧何亦背己而逃，如丧左右手。
萧何回来，刘邦且怒且喜。
由于萧何的极力举荐，刘邦乃拜韩信为大将。
刘邦筑坛拜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此韩信二当杀而非但不杀，还得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的地位。
韩信率军攻齐，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阳酒徒郦食其已经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降了七十余城。
韩信为争夺功劳，听从辩士蒯通的建议，不顾郦食其的生死，乃乘虚而入，偷袭齐国。
齐王田广以为郦生“卖己”，用油锅烹掉郦食其。
郦食其的弟弟郦商，是刘邦的爱将，郦商必恨韩信入骨。
而且，韩信如此行为，使刘邦失大信于天下，此三当杀也。
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在危急的时候，接到了韩信从齐国发来的书信。
韩信乘人之危，挟功邀赏，称：“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以镇之。
”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刘邦此时心中又该做何想
张良，陈平蹑汉王足，提醒刘邦，“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
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
不然，生变。
”刘邦这才明白过来，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于是将计就计，封韩信为齐王，韩信这才发兵帮助刘邦。
此韩信之四当杀也。
项羽在与刘邦定立和约后，便东归。
刘邦背信弃义，引兵追之，并调韩信，彭越率军来会，最后一举消灭项羽。
但此二人皆，不听调遣。
刘邦被项羽一个回马枪，杀得大败。
刘邦无奈，只好听从张良的意见，把“自陈以东傅海”之地，封给齐王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
韩信，彭越得到了好处，这才率军前来（最后垓下一战，消灭项羽）。
此韩信之五当杀也。
可见，刘邦固然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韩信也一直是居功邀赏，讨价还价，从来也没有“士为知己”，“滴水涌泉”之心。
刘邦早已有了杀韩信之念头，只不过没有能力罢了。
司马温公曰：“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
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
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
” 所以，司马温公最后引用了司马迁的原话，反其意而用之，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
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
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就是《史记》。
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
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
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
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求《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十个人物读后感
《史记·项羽本纪》读后感羡慕,但风中的低语却诉说着自负所带来的危难,项羽的死是历史的遗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结局,毕竟这不是故事,无法有善变的结局.项羽的血流入家乡的水,这水的一旁是他曾经守护的地方,而他也将在这萦绕千年,不禁为他叹息,不禁责问历史为何选择了刘邦,但我只是站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多么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是一个过客,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迹,乱世的光华似乎就在瞬间,乌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是未曾惊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项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化为江东子弟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也许这是一种荣耀.长江边李清照是否为项羽叹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履虎尾对汉初名将韩信的了解,最初是连环画；再大一点,读了蔡东籓先生的《西汉演义》；再后,就是《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列传》是太史公极为成功的人物传,几乎每一个读者,都会被韩信的悲惨遭遇所打动.《淮阴侯列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半的篇幅是叙述韩信的事迹----或曰丰功伟绩.韩信足智多谋,能征善战,为刘邦打下大半个天下.在汉初功臣中,无第二人可以比拟,高祖刘邦曰,“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另一半的篇幅,则用来表明韩信从来就没有谋反之心,之所以被杀,乃是功高震主.正如韩信自己所说：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最后,太史公乃委婉地为韩信鸣冤叫屈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二百年后,班固著《汉书》,韩信之传几乎全抄史记,对韩信的评价,与太历史公无大差异.后世读《史记》《汉书》的几乎所有的读者,无不为韩信的功高不赏,无罪被杀而扼腕叹息；无不为刘邦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而愤愤不平.太史公司马迁自己惨遭腐刑,身世堪伤,写出来的历史,也是充满了悲愤.我读《史记》,每读到赵氏孤儿,伍子胥,文种,范蠡,屈原,贾谊,李广等故事时,总是似见一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仰天呼唤,真乃字字血,篇篇泪是也.所以,鲁迅先生赞叹《史记》曰,此乃“无韵之离骚,史家的绝唱”也. 以后,我又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却见到了另外一种意见.《通鉴卷十二》的史评——臣光曰： “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读书至此,自我感觉又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是啊!司马温公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啊! 不似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那样,韩信本不是刘邦的死党.韩信先投项羽,又来投奔刘邦.韩信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乃是一种政治投机,并不是一心追随汉王刘邦,建功立业.韩信初投刘邦时,只得到一个小官做——“连敖”.有一次,韩信等人犯了法,“坐法当斩”.已经接连斩了十三人,轮到斩韩信时,韩信仰天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以斩壮士!”韩信临刑大喊,打动了监斩官夏侯婴.夏侯婴告之刘邦,汉王乃饶其不死,还提升韩信为治粟都尉,此一该杀而未杀也. 韩信犯了死罪,不但不杀,反而升了官.谁知韩信还不满足,竟然私自逃走,又犯下另一条死罪.丞相萧何得知,亲自去追.刘邦以为萧何亦背己而逃,如丧左右手.萧何回来,刘邦且怒且喜.由于萧何的极力举荐,刘邦乃拜韩信为大将.刘邦筑坛拜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此韩信二当杀而非但不杀,还得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的地位. 韩信率军攻齐,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阳酒徒郦食其已经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降了七十余城.韩信为争夺功劳,听从辩士蒯通的建议,不顾郦食其的生死,乃乘虚而入,偷袭齐国.齐王田广以为郦生“卖己”,用油锅烹掉郦食其.郦食其的弟弟郦商,是刘邦的爱将,郦商必恨韩信入骨.而且,韩信如此行为,使刘邦失大信于天下,此三当杀也. 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在危急的时候,接到了韩信从齐国发来的书信.韩信乘人之危,挟功邀赏,称：“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以镇之.”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刘邦此时心中又该做何想?张良,陈平蹑汉王足,提醒刘邦,“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生变.”刘邦这才明白过来,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于是将计就计,封韩信为齐王,韩信这才发兵帮助刘邦.此韩信之四当杀也. 项羽在与刘邦定立和约后,便东归.刘邦背信弃义,引兵追之,并调韩信,彭越率军来会,最后一举消灭项羽.但此二人皆,不听调遣.刘邦被项羽一个回马枪,杀得大败.刘邦无奈,只好听从张良的意见,把“自陈以东傅海”之地,封给齐王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韩信,彭越得到了好处,这才率军前来（最后垓下一战,消灭项羽）.此韩信之五当杀也. 可见,刘邦固然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韩信也一直是居功邀赏,讨价还价,从来也没有“士为知己”,“滴水涌泉”之心.刘邦早已有了杀韩信之念头,只不过没有能力罢了.司马温公曰：“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 所以,司马温公最后引用了司马迁的原话,反其意而用之,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就是《史记》.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夹缝中的历史 读后感，希望可以700字左右
《司马迁之残与苏格拉底之死》之感 汉帝国对匈奴作战，战事不利，汉武帝大怒，指责大将李陵降敌，大臣们唯有诺诺顺应汉武帝的指责，而司马迁想给汉武帝一个宽慰，说他的大将并非真的背叛了他，而是李陵表面投降匈奴，实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是想借机迁入匈奴内部，谋求里应外合，报效汉朝。
这是司马迁对李陵的辩护，也是对汉武帝的宽慰。
但汉武帝却不领情，污辱性的处罚了司马迁。
我认为司马迁对汉武帝当时的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是不满的，汉武帝在卫青霍去病去世之后，不任用建立了奇功的飞将军李广，而让外戚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这让他深为不满，“他的不满在未央宫举行的会议上厚积薄发，导致他贬低李广利而为李陵辩护。
在我看来，司马迁在未央宫所说的话，其实潜藏着对汉武帝批判的锐利锋芒。
”作者认为司马迁与汉武帝在心理上的隔阂，精神上的对立，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矛盾，他还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一种矛盾，是民主与专政的两个元素在活动。
中国文化内部的民主元素缺乏培育，是稀少的，微弱的；但专制的元素却有统治阶级的反复扩充和增加，这使它稠密而强劲，并能凶猛的吞噬民主的元素。
正如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苏格拉底说：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但是死却能吧灵魂从它的坟墓之中解放出来，并使灵魂进入一个光明的境界。
再他看来，死是哲学家最后和最重要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死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他对法律的信仰，虽然他对这样的法律判决不屑一顾。
苏格拉底的行为并非逞匹夫之勇，而是源自更深层次的法律信仰。
这种信仰使其面对千夫所指依然能够保持“合乎理性”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使他们对即便是缺乏公正的暴民判决时，依然遵守。
维护希腊城邦的制度似乎是的重要，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在却引起的是两项重大质疑的发生：一是对民主政治发生质疑；二是对大众判断能力发生质疑。
他的死是那么的震撼人心，他的精神是那么的具有冲击力，他以死换来人们对社会以及一切的反思以及真正地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司马迁在接受宫刑之前，曾经也有过犹豫，因为，他将成为和太监一样的人。
在接受宫刑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山谷，在山谷里回荡。
我不知道，这声音是不是如同霰雪鸟的叫声一样，悲哀而惨烈，久久不会散去。
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不过，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他选择了让灵魂有个家。
这让他轰动一时，成为当时最有魄力的人。
而司马迁却选择生，虽然这样的选择让他感到耻辱，但是这个生，却有了《史记》，这让他也轰动一时。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
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
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
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
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关于李陵的评价，在其生前即颇存争议，却并无人能多言，因为他的案例是被汉武帝钦定而且是被族灭的。
唯一替他说话的司马迁，也受了腐刑，那还是被特殊宽宥了的；这样谁还敢为他说话
汉武晚年虽也有所悔悟，却也终未付诸行动。
对李陵的相对客观的评价，还有待汉武去世之后。
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
但对李陵评价之争议，却远非就此而止，而是绵延千年而不绝。
尤其每到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就会被一些人翻出来，重新贬谪或者同情一番。
其目的则大都不过是借古人之行迹，浇心头之块垒，各抒各的怀抱罢了。
后世对李陵非议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
后者不再赘述；非议李陵比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
他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曾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甚至连带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
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
不过这里，我将尽力本乎事实对船山先生之论作些跨越时间的评析和反驳。
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腐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肠一日而九回”，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
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
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
从宏观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讲，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汉武帝也是历史上很有作为，有贡献的一代帝王，但是，具体到某一件历史事件上，就要具体分析，这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在处理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一事上，汉武帝充分暴露了他作为封建帝王的残暴、专横的一面，是应该受到后人的严厉谴责的。
从秦到清，其集权统治所坚持的原则，就是为保证权利的完整延续。
而因此会产生的祸端：注定当皇帝的人不想当皇帝。
在《一个皇帝的成全之路》中，就看到一则介绍朱由校的故事“十有五而至于学，十有六却离不开他的乳母客氏”，在我看来十有八九就是他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
书中提到“人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希望的事就是最大的不自由”，皇帝虽然能掌握千万人的命运，却也无形之中受制于天下所有人。
印象最深的还是文中末尾提到的些末代皇帝，感觉末代皇帝总是皇帝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受命于天，承担着国家的责任，却又不得不在新的时代诞生前后覆灭。
其中大部分都不得善终的，“倘若一个元首注定是要失败的，倘若一个圆受不得不缴出权力，那么他往往是由世间最得意的人变成最狼狈的人。
”秦子婴、唐哀帝、宋钦宗，再是扯到法王路易十六、沙皇尼古拉二世，其境遇都很悲惨。
而历史却不会因为其个人的悲惨命运而原谅或遗忘了他们的错误。
文末主要论述明思帝与槐树的事，最终分析出一点：重李轻清，把阶级矛盾放在首位，是他的失策。
失策，对于一位商人，或许是错失良机，少了比买卖。
对于一位君主，则是会误国误民，甚至造成“国破山河在”的处境。
这种尴尬将会被无限放大延伸，这种压力也可想而之。
明思宗和槐树的故事，结局就是他在那棵树上自缢了，夹着一个朝代的背影覆灭了。
书中为末代皇帝算是下了个定义“末代皇帝就是要背上结束王朝的罪名，成为后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向前一个朝代示威的工具。
”这个比喻使我联想到书中未曾提及，但也情况相仿的南唐后主李煜。
再被赵匡胤给俘虏后，心境是悲凉消极的，我们只能说却也体会不到。
而从他的词中，却能微微感到： 每个皇帝自然不会想自己是末代皇帝，而每个末代皇帝却又在悔恨中结束生命。
悔恨什么呢
恨自己的无能平庸
恨自己的一次又一次制造错误
造成的遗憾终将是难以弥补了。
而从现在纵观末代皇帝的历史，总能发现他们的平庸、无能和软弱。
这必是亡国之君背上的印记，而背起来的各种大小的包袱，必是指引走向末代道路的主要因素。
胯下之辱 士可杀而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准则，一个忍耐的底线。
这句话源于孔子之意，是孔子向鲁哀公释儒之际提出的。
后来，王鳌在孔子逝世两千年之后所说过这句话。
当时他看见太监对一位有违法行为的大臣辱而杀之，愤慨不已。
而到如今，人们沿袭孔子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任何玷污人，使人蒙羞的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一个人千方百计，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维护自己的信仰，维护自己的自由，维护自己的爱，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活着，重要的是他尊严的活着。
一天，韩信在街上闲逛。
一个无赖少年迎面挡住韩信的去路，故意侮辱他说： “ 韩信，你平时腰里总挂着个宝剑，能干什么用
别看你是高高的个头，其实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弱夫。
” 围观的人都哈哈大笑，而韩信像是没有听见那无赖的话似的，继续向前走。
那无赖见状，更加得意，当众拦住韩信说： “ 你如果是条汉子，不怕死，就拿剑来刺我。
如果你没有这点勇气，贪生怕死，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
” 说着便叉开两腿，作骑马式，立在街上。
韩信默默地注视他好一会儿，虽然感到很难堪，最后还是忍气吞声地伏下身子，从那无赖的胯下钻了过去。
在场的人哄然大笑，那无赖也显得神气十足。
但韩信却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未发生似的，起身而去。
于是，这件事成为当时淮阴家喻户晓的笑谈。
其实，胯下受辱的经历恰恰表现了韩信的大智若愚和非凡的气度。
少年时这一特殊的经历锻炼了韩信百折不挠、虚怀若谷的性格，而这一性格成了他日后成为杰出将领的潜在条件。
胯下之辱对一个男人来说那是奇耻大辱啊，韩信是一个破落的贵族，是一个士 “ 士可杀而不可辱 ” 。
韩信为什么接受这样一个奇耻大辱呢
他还是不是个士
他究竟是英雄还是懦夫呢
有篇文章叫做《留侯论》，论的是谁呢
论的是张良，不是韩信。
但是《留侯论》开头的这段话我觉得可以用在韩信身上。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 ” ，就是说那些普通人、小人物，受到一点侮辱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拔刀子或者掏拳头。
我说这个不算勇敢，这叫什么
这叫鲁莽，这叫盲动，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
真正的大勇敢是什么呢
是 “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 突然面临一件什么事情，神色不变，并不惊慌失措，别人无缘无故把一个罪名加在你身上也不生气，这才是君子之勇、英雄之勇、大丈夫之勇。
为什么这么说呢
“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 这样的人，他怀着远大的志向和理想，有长远的目标，他不会为眼前的这一点小是小非或小恩小怨鲁莽地盲动，所以有句话说 “ 小不忍则乱大谋 ” 。
韩信这个时候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呢
要么杀了这个家伙，要么爬过去。
杀了这家伙的结果是什么
你也要被杀头，将来远大的理想还能不能够实现呢
不能实现了。
而一个怀有远大理想的人是能够忍受的。
司马迁就是这样的人，他遭到宫刑 —— 这也是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是一个男人不能接受的东西 —— 他还不是忍下来了
为什么要忍下来
他是要完成《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
而韩信同样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所以他 “ 孰视之 ”—— 盯着那个无赖看了很久 —— 思想斗争很厉害，最后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牺牲了眼前的荣辱。
这就叫做忍辱负重。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韩信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志向的英雄。
士可杀而不可辱不是谁都做得到的。
冲冠一怒为红颜
拜托，一定要选我呀
我的最好
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读后感哪里找
很多年前，有稿，说是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凑成书。
写什么好呢
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
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
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
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
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
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
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
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
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
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
司马迁，好人。
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
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
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
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
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
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
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
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
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
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
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
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
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
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
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
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
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
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
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
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
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
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
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
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
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
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
这是全书的主体。
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
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
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
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
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
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
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
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
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
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
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
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
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
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
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
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
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
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
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
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
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
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
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
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
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
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
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
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
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
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
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
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
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求山海经的读后感，大概1000个字的
中国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三国志》、《五代史》、《明史》等二十四部正史。
这其中，“记”、“书”、“志”、“史”等称谓不尽相同，都有着特定的含义和本质的区别。
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西汉时期，“史”、“书”、“记”概念比较混淆，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分。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例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可以统称为史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来的所有史书都可称为“史”）。
司马迁《史记》成书后，没有固定的书名，有的称“太史公书”，有的叫“太史公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书”和“记”的差别不大。
需要指出的是，《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到了东汉，班固之父班彪作为一代大儒，有感于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一部通史，而且《史记》成书时才是西汉的中期，并没能完整记录下整个西汉历史，所以班彪写《史记后传》以作补充，书未完身已死。
班固继承父亲遗志，以《史记后传》为蓝本，撰成《汉书》（一部分由其妹班昭续写完成）。
由于《汉书》是记录西汉时期历史人物事件的史书，为一个朝代（西汉）的断代史，有别于司马迁《史记》是通史，后代史学界便把班固写的这部纪传体断代史称为“汉书”（当然，这里面还有其它一些内容，但不在本问题叙述范伟之内），而把司马迁写的纪传体通史正式命名为“史记”（《史记》遂成为独有的专用名词，特指司马迁写的这部通史）。
《汉书》开我国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而后的纪传体正史皆为断代史（不过其中还有细致区分，下面会提到）。
再后来，《后汉书》（东汉）、《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魏）、《北齐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这些正史跟班固写的《汉书》一样，皆为记诉一个完整朝代的断代史，所以无一例外统统用“书”字来命名。
只是因为国号重复以及创作时间等缘由，故某些史书有南北、旧新之分。
但唐代李延寿根据南北朝时期通写的《南史》和《北史》，以及北宋薛居正、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旧、新两部《五代史》，虽然也是断代史，却跟前面所提到的史书有着一定的区别和不同。
前面的断代史都是以一个朝代为主体中心写就的历史，而南、北史和五代史是纵贯几个朝代连续一体的史书，所以仅从这点上讲，南、北史和五代史更像《史记》一样，只不过是一部“压缩版”的纵向通史而已。
所以史学界认为再用“书”来命名这四部正史，显然不准确。
所以便改用“史”来命名，借以和前面的断代史划分区别。
到了元代脱脱等编撰《宋史》、《辽史》和《金史》时，虽然这三部史书都是分别记录一个朝代的断代史，跟《汉书》、《唐书》等史书没有什么两样，但因为之前有一部《宋书》是写南朝刘姓宋朝的，跟赵姓宋朝国名重复，又不便把《宋史》称为《赵宋书》而把前面的改为《刘宋书》（以姓来命名史书没有先例），南北、新旧定名更不准确。
基于此，为方便起见，故把《宋史》、《辽史》、《金史》统统以“史”来定名。
后面的《元史》、《明史》等便都通用“史”字，沿承至今。
（还有一点可能跟赵宋的历史定位有关，但也不在本问题讨论之内。
） 这里要特殊强调的是《三国志》，它和前面提到的所有史书都不同。
既不是通史，也不是以一个朝代为主体的“书”或连续记述几个朝代的“史”。
怎么说呢
《三国志》是记录某一个特定时期三个不同国家的“国别体断代史”。
虽然也可用“史”来称呼（注意，绝不能用“书”命名，道理同上），但用“志”更能体现出其特有的历史原貌。
因为“志”本身就带有横向比较的意思。
解释了这么多，中心思想无外乎一个，即“史”、“书”在一定前提下可通用，但绝不是完全等同。
其中的“史”可以代表统称一切史书，但“书”只能代表以一个朝代为主体中心记述的历史。
换言之，“史”包括“书”，但“书”不等同“史”。
因为“白马非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