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人物传记 读后感
［原文］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
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
有诏洁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
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服力强之效 ——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的批语（见《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解析］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时人，曾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对匈奴和西羌等当时的边患事务非常熟悉。
从武帝到宣帝，他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屡立奇功。
赵充国很有战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从事实出发，充分说理，上书汉宣帝，接受他的主张。
很注意赵充国的这个特点，读《赵充周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汉宣帝时，为巩固边防，招降西羌，赵充国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粮，克服运输困难，可节省国家开支，还能达到以逸待劳取胜入侵之敌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
”在一本《汉书》里，对这12条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条。
《赵充国传》说，他关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
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说儿子“不忠”。
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
赵充国不甘心，又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样反复多次。
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
开始时，赞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
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
很注意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召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
游罢之后上岸，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
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
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
”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在上海》第1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颇有今古同况之慨。
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出现过赞同他的人由少渐多的现象。
我党认识路线方针的正确，是存在一个过程的。
此外，对《赵充国传》里表现赵充国军事才能的记叙，也有很多批画。
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备战，每到一处，都修固营垒，尤其爱护士兵，计划周密后才出击。
有一次领兵渡河时，万余名骑兵通过后，突然与上百名敌人骑兵遭遇。
赵充国说：兵马都已疲倦，敌方皆骁骑，恐是诱兵，不能迎战，“小利不足贪”。
又一次，敌方败军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赵充国却缓行追击。
有人主张快追，赵回答：“穷寇不可迫也。
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
”结果，大败敌军。
赵充国主张：“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等等。
对这些记叙，都有圈画，很为重视。
求《汉书》读后感1000字左右
汉书办公桌，最后一段读后感。
班固。
是历史上的。
英雄人物人们一直都在怀念他。
它是中国民族的英雄和特色。
《后汉书·杨震传》读后感作文
没有掌声，没有溺爱，生活在风雨中，生活在挫折中。
这，就是成功人士的英雄；在逆境中走过的人，才受得住挫折的考验，才懂得尊重一丝一缕的劳苦，才懂得去奉献，他们是伟大的。
张衡的背后是什么
成功
一提起张衡，人们就会想起他发明的比欧洲还早1700多年的地动仪。
可是你是否知道，张衡是天文学家的同时还是一位文学家，画家，真可谓是饱学多识，才华横溢。
那么张衡成功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没有逆境，就没有成功
《张衡传》一书告诉我们，他“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这固然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
但最主要的是他具有严谨的学习方法和顽强的毅力。
他呕心沥血作《二京赋》，“精思附会，十年乃成。
”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以后的科学研究上。
在他开始制造侯风地动仪时，曾遭到一些人的讽刺，但他持之以恒，毫不动摇，终于制成了地动仪，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赢得了骄傲。
其实，纵观中外历史，类似张衡的例子不胜枚举。
诸多成功，哪一项不是在逆境中奋发，哪一项不是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奋斗的结晶呢
要三篇《史记》中人物传记的读后感
《史记·项羽本纪》读后感羡慕，但风中的低语却诉说着自负所带来的危难，项羽的死是历史的遗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结局，毕竟这不是故事，无法有善变的结局。
项羽的血流入家乡的水，这水的一旁是他曾经守护的地方，而他也将在这萦绕千年，不禁为他叹息，不禁责问历史为何选择了刘邦，但我只是站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多么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是一个过客，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迹，乱世的光华似乎就在瞬间，乌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是未曾惊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项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化为江东子弟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也许这是一种荣耀。
长江边李清照是否为项羽叹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履虎尾对汉初名将韩信的了解，最初是连环画；再大一点，读了蔡东籓先生的《西汉演义》；再后，就是《史记•淮阴侯列传》。
《淮阴侯列传》是太史公极为成功的人物传，几乎每一个读者，都会被韩信的悲惨遭遇所打动。
《淮阴侯列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半的篇幅是叙述韩信的事迹----或曰丰功伟绩。
韩信足智多谋，能征善战，为刘邦打下大半个天下。
在汉初功臣中，无第二人可以比拟，高祖刘邦曰，“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另一半的篇幅，则用来表明韩信从来就没有谋反之心，之所以被杀，乃是功高震主。
正如韩信自己所说：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 最后，太史公乃委婉地为韩信鸣冤叫屈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 二百年后，班固著《汉书》，韩信之传几乎全抄史记，对韩信的评价，与太历史公无大差异。
后世读《史记》《汉书》的几乎所有的读者，无不为韩信的功高不赏，无罪被杀而扼腕叹息；无不为刘邦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而愤愤不平。
太史公司马迁自己惨遭腐刑，身世堪伤，写出来的历史，也是充满了悲愤。
我读《史记》，每读到赵氏孤儿，伍子胥，文种，范蠡，屈原，贾谊，李广等故事时，总是似见一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仰天呼唤，真乃字字血，篇篇泪是也。
所以，鲁迅先生赞叹《史记》曰，此乃“无韵之离骚，史家的绝唱”也。
以后，我又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却见到了另外一种意见。
《通鉴卷十二》的史评——臣光曰： “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
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 读书至此，自我感觉又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是啊
司马温公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啊
不似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那样，韩信本不是刘邦的死党。
韩信先投项羽，又来投奔刘邦。
韩信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乃是一种政治投机，并不是一心追随汉王刘邦，建功立业。
韩信初投刘邦时，只得到一个小官做——“连敖”。
有一次，韩信等人犯了法，“坐法当斩”。
已经接连斩了十三人，轮到斩韩信时，韩信仰天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以斩壮士
”韩信临刑大喊，打动了监斩官夏侯婴。
夏侯婴告之刘邦，汉王乃饶其不死，还提升韩信为治粟都尉，此一该杀而未杀也。
韩信犯了死罪，不但不杀，反而升了官。
谁知韩信还不满足，竟然私自逃走，又犯下另一条死罪。
丞相萧何得知，亲自去追。
刘邦以为萧何亦背己而逃，如丧左右手。
萧何回来，刘邦且怒且喜。
由于萧何的极力举荐，刘邦乃拜韩信为大将。
刘邦筑坛拜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此韩信二当杀而非但不杀，还得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的地位。
韩信率军攻齐，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阳酒徒郦食其已经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降了七十余城。
韩信为争夺功劳，听从辩士蒯通的建议，不顾郦食其的生死，乃乘虚而入，偷袭齐国。
齐王田广以为郦生“卖己”，用油锅烹掉郦食其。
郦食其的弟弟郦商，是刘邦的爱将，郦商必恨韩信入骨。
而且，韩信如此行为，使刘邦失大信于天下，此三当杀也。
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在危急的时候，接到了韩信从齐国发来的书信。
韩信乘人之危，挟功邀赏，称：“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以镇之。
”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刘邦此时心中又该做何想
张良，陈平蹑汉王足，提醒刘邦，“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
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
不然，生变。
”刘邦这才明白过来，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于是将计就计，封韩信为齐王，韩信这才发兵帮助刘邦。
此韩信之四当杀也。
项羽在与刘邦定立和约后，便东归。
刘邦背信弃义，引兵追之，并调韩信，彭越率军来会，最后一举消灭项羽。
但此二人皆，不听调遣。
刘邦被项羽一个回马枪，杀得大败。
刘邦无奈，只好听从张良的意见，把“自陈以东傅海”之地，封给齐王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
韩信，彭越得到了好处，这才率军前来（最后垓下一战，消灭项羽）。
此韩信之五当杀也。
可见，刘邦固然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韩信也一直是居功邀赏，讨价还价，从来也没有“士为知己”，“滴水涌泉”之心。
刘邦早已有了杀韩信之念头，只不过没有能力罢了。
司马温公曰：“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
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
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
” 所以，司马温公最后引用了司马迁的原话，反其意而用之，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
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
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就是《史记》。
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
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
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
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求《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十个人物读后感
《史记·项羽本纪》读后感羡慕,但风中的低语却诉说着自负所带来的危难,项羽的死是历史的遗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结局,毕竟这不是故事,无法有善变的结局.项羽的血流入家乡的水,这水的一旁是他曾经守护的地方,而他也将在这萦绕千年,不禁为他叹息,不禁责问历史为何选择了刘邦,但我只是站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多么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是一个过客,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迹,乱世的光华似乎就在瞬间,乌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是未曾惊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项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化为江东子弟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也许这是一种荣耀.长江边李清照是否为项羽叹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履虎尾对汉初名将韩信的了解,最初是连环画；再大一点,读了蔡东籓先生的《西汉演义》；再后,就是《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列传》是太史公极为成功的人物传,几乎每一个读者,都会被韩信的悲惨遭遇所打动.《淮阴侯列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半的篇幅是叙述韩信的事迹----或曰丰功伟绩.韩信足智多谋,能征善战,为刘邦打下大半个天下.在汉初功臣中,无第二人可以比拟,高祖刘邦曰,“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另一半的篇幅,则用来表明韩信从来就没有谋反之心,之所以被杀,乃是功高震主.正如韩信自己所说：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最后,太史公乃委婉地为韩信鸣冤叫屈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二百年后,班固著《汉书》,韩信之传几乎全抄史记,对韩信的评价,与太历史公无大差异.后世读《史记》《汉书》的几乎所有的读者,无不为韩信的功高不赏,无罪被杀而扼腕叹息；无不为刘邦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而愤愤不平.太史公司马迁自己惨遭腐刑,身世堪伤,写出来的历史,也是充满了悲愤.我读《史记》,每读到赵氏孤儿,伍子胥,文种,范蠡,屈原,贾谊,李广等故事时,总是似见一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仰天呼唤,真乃字字血,篇篇泪是也.所以,鲁迅先生赞叹《史记》曰,此乃“无韵之离骚,史家的绝唱”也. 以后,我又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却见到了另外一种意见.《通鉴卷十二》的史评——臣光曰： “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读书至此,自我感觉又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是啊!司马温公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啊! 不似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那样,韩信本不是刘邦的死党.韩信先投项羽,又来投奔刘邦.韩信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乃是一种政治投机,并不是一心追随汉王刘邦,建功立业.韩信初投刘邦时,只得到一个小官做——“连敖”.有一次,韩信等人犯了法,“坐法当斩”.已经接连斩了十三人,轮到斩韩信时,韩信仰天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以斩壮士!”韩信临刑大喊,打动了监斩官夏侯婴.夏侯婴告之刘邦,汉王乃饶其不死,还提升韩信为治粟都尉,此一该杀而未杀也. 韩信犯了死罪,不但不杀,反而升了官.谁知韩信还不满足,竟然私自逃走,又犯下另一条死罪.丞相萧何得知,亲自去追.刘邦以为萧何亦背己而逃,如丧左右手.萧何回来,刘邦且怒且喜.由于萧何的极力举荐,刘邦乃拜韩信为大将.刘邦筑坛拜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此韩信二当杀而非但不杀,还得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的地位. 韩信率军攻齐,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阳酒徒郦食其已经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降了七十余城.韩信为争夺功劳,听从辩士蒯通的建议,不顾郦食其的生死,乃乘虚而入,偷袭齐国.齐王田广以为郦生“卖己”,用油锅烹掉郦食其.郦食其的弟弟郦商,是刘邦的爱将,郦商必恨韩信入骨.而且,韩信如此行为,使刘邦失大信于天下,此三当杀也. 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在危急的时候,接到了韩信从齐国发来的书信.韩信乘人之危,挟功邀赏,称：“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以镇之.”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刘邦此时心中又该做何想?张良,陈平蹑汉王足,提醒刘邦,“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生变.”刘邦这才明白过来,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于是将计就计,封韩信为齐王,韩信这才发兵帮助刘邦.此韩信之四当杀也. 项羽在与刘邦定立和约后,便东归.刘邦背信弃义,引兵追之,并调韩信,彭越率军来会,最后一举消灭项羽.但此二人皆,不听调遣.刘邦被项羽一个回马枪,杀得大败.刘邦无奈,只好听从张良的意见,把“自陈以东傅海”之地,封给齐王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韩信,彭越得到了好处,这才率军前来（最后垓下一战,消灭项羽）.此韩信之五当杀也. 可见,刘邦固然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韩信也一直是居功邀赏,讨价还价,从来也没有“士为知己”,“滴水涌泉”之心.刘邦早已有了杀韩信之念头,只不过没有能力罢了.司马温公曰：“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 所以,司马温公最后引用了司马迁的原话,反其意而用之,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就是《史记》.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4000字名人传记读后感
《后汉书》传记人物时，缘于史书性质，基本上还是叙其言行以显其性格的，不再赘述；然其中亦大量地运用塑造文学形象的艺术方法，概括起来讲，有序旨提要、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和侧面描写等。
《后汉书》还长于细节描写以刻画人物。
例如，《严光传》描写刘秀称帝后，欲征召其昔日旧好严光入仕，然严光召至而不就。
刘秀去看望他，他却躺着不起来，叫他，不应，当晚，二人同床共枕，严光竟又把脚压到刘秀的肚腹上。
这些细节的描写，活画出了严光不拘礼仪的隐逸风度。
《梁鸿传》中写梁鸿少时牧于上林苑中，曾因家里失火而殃及邻居，赔不起人家，便给人家作奴，足见其耿介旷达的隐士风范。
又如《光武皇帝本纪》中写道：刘秀的亲叔伯兄长刘演（字伯升），因遭更始帝（刘玄）忌恨而受害，他听说后，“自父城驰诣宛谢。
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
”这一细节描写突出表现了刘秀隐忍、狡诈的性格特征。
再如《刘玄传》中写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
”活现出了刘玄的懦弱无能。
当然，上述等等细节描写可能皆有史实依据，然亦离不开作者提炼描摹之功。
《后汉书》还常用侧面描写——或假借他人评说，或援引时人谚谣等以记传人物。
如《李膺传》载：“荀爽常就谒膺，因为其御。
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若此”；李膺遭党锢之祸死后，“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
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不及于谴。
毅乃慨然曰：‘本为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
’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
借别人的言行以见李膺的节烈高义、德高望重。
再如，欲着郑玄的学问品德，便借助名流马融、何休的喟叹赞美；杜诗任南阳太守时，修水利，兴垦殖，着有政绩，时人比之于召信臣（西汉元帝时为南阳太守，有政绩），故南阳为之语赞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有一段话，可视作他为《后汉书》作的序：“详观古今着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
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辩，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
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
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
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
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
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文中可见范晔对《后汉书》自视颇高，显现了他对自己着作的历史、思想及文学价值的认识，尤其中意于其文学价值。
客观而论，《后汉书》的确也是富于多种文化价值的史学名着。
，《后汉书》有肯定王权秩序、颂扬忠贞名节等儒家正统思想，亦有褒扬避世隐逸、狂狷放达的道家玄学思想，还有对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亦应为《后汉书》的基本内容。
《后汉书》中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有利于社稷安定、国计民生的忠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贬责。
《后汉书》中褒赞了大量的勤政爱民者。
如《循吏列传》中记传卫飒时，赞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记传王景时，历数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蚕织等政绩，赞其勤政爱民；记传王涣时，写其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清正廉明，善断案，“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鲁恭、魏霸、刘宽等传记中，赞其治行卓着；杜根、刘陶、李云等传记中，赞其仗义直谏；班超、梁谨等传记中，赞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这种赞扬表现了对王权秩序和国计民生的维护。
《后汉书》中还对仗义执节者大加赞美。
《党锢列传》中写李膺受陷害，遭党锢之祸时，拒不逃避，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
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
”从容就死。
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
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及遭党祸，亦慷慨就死：“其母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养。
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
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
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这是一幅舍生取义、母子诀别的撼人图画。
显然，范晔对此是大加赞美的，亦即是对封建忠义的赞美。
与作者对上述记传人物的态度相反，范晔对外戚、宦官的横暴专权、祸国殃民则大加挞伐。
东汉中叶，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执掌朝纲，于是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争夺王朝统治权的混乱局面。
如桓帝与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计议杀了梁翼，五人俱被封为侯。
于是，他们居功自傲，把持朝纲，穷奢极欲，祸国殃民。
《后汉书》对上述的外戚与宦官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范晔在《后汉书》中，承袭了《史记》中的《滑稽》、《日者》、《龟策》而创制了《独行》、《逸民》、《方术》等类传，并首创了《列女传》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书中拘于正统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为女性立传的禁例，等等，足见范晔着史书的科学态度和才华胆识，非班固等所能比拟。
至于后世史家承袭《列女传》体例而将其内容改为“烈女节妇”传，比范晔的编着思想正统却逊色多了。
为什么在宋以前的史书都称“书（汉书，北齐书）而宋以后的史书称“史”（元史，明史）
中国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三国志》、《五代史》、《明史》等二十四部正史。
这其中，“记”、“书”、“志”、“史”等称谓不尽相同，都有着特定的含义和本质的区别。
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西汉时期，“史”、“书”、“记”概念比较混淆，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分。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例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可以统称为史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来的所有史书都可称为“史”）。
司马迁《史记》成书后，没有固定的书名，有的称“太史公书”，有的叫“太史公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书”和“记”的差别不大。
需要指出的是，《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到了东汉，班固之父班彪作为一代大儒，有感于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一部通史，而且《史记》成书时才是西汉的中期，并没能完整记录下整个西汉历史，所以班彪写《史记后传》以作补充，书未完身已死。
班固继承父亲遗志，以《史记后传》为蓝本，撰成《汉书》（一部分由其妹班昭续写完成）。
由于《汉书》是记录西汉时期历史人物事件的史书，为一个朝代（西汉）的断代史，有别于司马迁《史记》是通史，后代史学界便把班固写的这部纪传体断代史称为“汉书”（当然，这里面还有其它一些内容，但不在本问题叙述范伟之内），而把司马迁写的纪传体通史正式命名为“史记”（《史记》遂成为独有的专用名词，特指司马迁写的这部通史）。
《汉书》开我国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而后的纪传体正史皆为断代史（不过其中还有细致区分，下面会提到）。
再后来，《后汉书》（东汉）、《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魏）、《北齐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这些正史跟班固写的《汉书》一样，皆为记诉一个完整朝代的断代史，所以无一例外统统用“书”字来命名。
只是因为国号重复以及创作时间等缘由，故某些史书有南北、旧新之分。
但唐代李延寿根据南北朝时期通写的《南史》和《北史》，以及北宋薛居正、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旧、新两部《五代史》，虽然也是断代史，却跟前面所提到的史书有着一定的区别和不同。
前面的断代史都是以一个朝代为主体中心写就的历史，而南、北史和五代史是纵贯几个朝代连续一体的史书，所以仅从这点上讲，南、北史和五代史更像《史记》一样，只不过是一部“压缩版”的纵向通史而已。
所以史学界认为再用“书”来命名这四部正史，显然不准确。
所以便改用“史”来命名，借以和前面的断代史划分区别。
到了元代脱脱等编撰《宋史》、《辽史》和《金史》时，虽然这三部史书都是分别记录一个朝代的断代史，跟《汉书》、《唐书》等史书没有什么两样，但因为之前有一部《宋书》是写南朝刘姓宋朝的，跟赵姓宋朝国名重复，又不便把《宋史》称为《赵宋书》而把前面的改为《刘宋书》（以姓来命名史书没有先例），南北、新旧定名更不准确。
基于此，为方便起见，故把《宋史》、《辽史》、《金史》统统以“史”来定名。
后面的《元史》、《明史》等便都通用“史”字，沿承至今。
（还有一点可能跟赵宋的历史定位有关，但也不在本问题讨论之内。
） 这里要特殊强调的是《三国志》，它和前面提到的所有史书都不同。
既不是通史，也不是以一个朝代为主体的“书”或连续记述几个朝代的“史”。
怎么说呢
《三国志》是记录某一个特定时期三个不同国家的“国别体断代史”。
虽然也可用“史”来称呼（注意，绝不能用“书”命名，道理同上），但用“志”更能体现出其特有的历史原貌。
因为“志”本身就带有横向比较的意思。
解释了这么多，中心思想无外乎一个，即“史”、“书”在一定前提下可通用，但绝不是完全等同。
其中的“史”可以代表统称一切史书，但“书”只能代表以一个朝代为主体中心记述的历史。
换言之，“史”包括“书”，但“书”不等同“史”。
因为“白马非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