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人物传记 读后感
［原文］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
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
有诏洁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
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服力强之效 ——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的批语（见《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解析］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时人，曾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对匈奴和西羌等当时的边患事务非常熟悉。
从武帝到宣帝，他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屡立奇功。
赵充国很有战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从事实出发，充分说理，上书汉宣帝，接受他的主张。
很注意赵充国的这个特点，读《赵充周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汉宣帝时，为巩固边防，招降西羌，赵充国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粮，克服运输困难，可节省国家开支，还能达到以逸待劳取胜入侵之敌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
”在一本《汉书》里，对这12条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条。
《赵充国传》说，他关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
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说儿子“不忠”。
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
赵充国不甘心，又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样反复多次。
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
开始时，赞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
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
很注意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召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
游罢之后上岸，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
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
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
”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在上海》第1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颇有今古同况之慨。
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出现过赞同他的人由少渐多的现象。
我党认识路线方针的正确，是存在一个过程的。
此外，对《赵充国传》里表现赵充国军事才能的记叙，也有很多批画。
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备战，每到一处，都修固营垒，尤其爱护士兵，计划周密后才出击。
有一次领兵渡河时，万余名骑兵通过后，突然与上百名敌人骑兵遭遇。
赵充国说：兵马都已疲倦，敌方皆骁骑，恐是诱兵，不能迎战，“小利不足贪”。
又一次，敌方败军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赵充国却缓行追击。
有人主张快追，赵回答：“穷寇不可迫也。
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
”结果，大败敌军。
赵充国主张：“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等等。
对这些记叙，都有圈画，很为重视。
写读后感三抄《汉书》有感500字
汉书办公桌，最后一段读后感。
班固。
是历史上的。
英雄人物人们一直都在怀念他。
它是中国民族的英雄和特色。
要三篇《史记》中人物传记的读后感
《史记·项羽本纪》读后感羡慕，但风中的低语却诉说着自负所带来的危难，项羽的死是历史的遗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结局，毕竟这不是故事，无法有善变的结局。
项羽的血流入家乡的水，这水的一旁是他曾经守护的地方，而他也将在这萦绕千年，不禁为他叹息，不禁责问历史为何选择了刘邦，但我只是站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多么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是一个过客，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迹，乱世的光华似乎就在瞬间，乌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是未曾惊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项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化为江东子弟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也许这是一种荣耀。
长江边李清照是否为项羽叹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履虎尾对汉初名将韩信的了解，最初是连环画；再大一点，读了蔡东籓先生的《西汉演义》；再后，就是《史记•淮阴侯列传》。
《淮阴侯列传》是太史公极为成功的人物传，几乎每一个读者，都会被韩信的悲惨遭遇所打动。
《淮阴侯列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半的篇幅是叙述韩信的事迹----或曰丰功伟绩。
韩信足智多谋，能征善战，为刘邦打下大半个天下。
在汉初功臣中，无第二人可以比拟，高祖刘邦曰，“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另一半的篇幅，则用来表明韩信从来就没有谋反之心，之所以被杀，乃是功高震主。
正如韩信自己所说：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 最后，太史公乃委婉地为韩信鸣冤叫屈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 二百年后，班固著《汉书》，韩信之传几乎全抄史记，对韩信的评价，与太历史公无大差异。
后世读《史记》《汉书》的几乎所有的读者，无不为韩信的功高不赏，无罪被杀而扼腕叹息；无不为刘邦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而愤愤不平。
太史公司马迁自己惨遭腐刑，身世堪伤，写出来的历史，也是充满了悲愤。
我读《史记》，每读到赵氏孤儿，伍子胥，文种，范蠡，屈原，贾谊，李广等故事时，总是似见一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仰天呼唤，真乃字字血，篇篇泪是也。
所以，鲁迅先生赞叹《史记》曰，此乃“无韵之离骚，史家的绝唱”也。
以后，我又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却见到了另外一种意见。
《通鉴卷十二》的史评——臣光曰： “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
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 读书至此，自我感觉又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是啊
司马温公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啊
不似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那样，韩信本不是刘邦的死党。
韩信先投项羽，又来投奔刘邦。
韩信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乃是一种政治投机，并不是一心追随汉王刘邦，建功立业。
韩信初投刘邦时，只得到一个小官做——“连敖”。
有一次，韩信等人犯了法，“坐法当斩”。
已经接连斩了十三人，轮到斩韩信时，韩信仰天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以斩壮士
”韩信临刑大喊，打动了监斩官夏侯婴。
夏侯婴告之刘邦，汉王乃饶其不死，还提升韩信为治粟都尉，此一该杀而未杀也。
韩信犯了死罪，不但不杀，反而升了官。
谁知韩信还不满足，竟然私自逃走，又犯下另一条死罪。
丞相萧何得知，亲自去追。
刘邦以为萧何亦背己而逃，如丧左右手。
萧何回来，刘邦且怒且喜。
由于萧何的极力举荐，刘邦乃拜韩信为大将。
刘邦筑坛拜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此韩信二当杀而非但不杀，还得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的地位。
韩信率军攻齐，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阳酒徒郦食其已经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降了七十余城。
韩信为争夺功劳，听从辩士蒯通的建议，不顾郦食其的生死，乃乘虚而入，偷袭齐国。
齐王田广以为郦生“卖己”，用油锅烹掉郦食其。
郦食其的弟弟郦商，是刘邦的爱将，郦商必恨韩信入骨。
而且，韩信如此行为，使刘邦失大信于天下，此三当杀也。
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在危急的时候，接到了韩信从齐国发来的书信。
韩信乘人之危，挟功邀赏，称：“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以镇之。
”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刘邦此时心中又该做何想
张良，陈平蹑汉王足，提醒刘邦，“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
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
不然，生变。
”刘邦这才明白过来，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于是将计就计，封韩信为齐王，韩信这才发兵帮助刘邦。
此韩信之四当杀也。
项羽在与刘邦定立和约后，便东归。
刘邦背信弃义，引兵追之，并调韩信，彭越率军来会，最后一举消灭项羽。
但此二人皆，不听调遣。
刘邦被项羽一个回马枪，杀得大败。
刘邦无奈，只好听从张良的意见，把“自陈以东傅海”之地，封给齐王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
韩信，彭越得到了好处，这才率军前来（最后垓下一战，消灭项羽）。
此韩信之五当杀也。
可见，刘邦固然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韩信也一直是居功邀赏，讨价还价，从来也没有“士为知己”，“滴水涌泉”之心。
刘邦早已有了杀韩信之念头，只不过没有能力罢了。
司马温公曰：“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
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
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
” 所以，司马温公最后引用了司马迁的原话，反其意而用之，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
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
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就是《史记》。
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
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
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
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后汉书·杨震传》读后感作文
没有掌声，没有溺爱，生活在风雨中，生活在挫折中。
这，就是成功人士的英雄；在逆境中走过的人，才受得住挫折的考验，才懂得尊重一丝一缕的劳苦，才懂得去奉献，他们是伟大的。
张衡的背后是什么
成功
一提起张衡，人们就会想起他发明的比欧洲还早1700多年的地动仪。
可是你是否知道，张衡是天文学家的同时还是一位文学家，画家，真可谓是饱学多识，才华横溢。
那么张衡成功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没有逆境，就没有成功
《张衡传》一书告诉我们，他“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这固然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
但最主要的是他具有严谨的学习方法和顽强的毅力。
他呕心沥血作《二京赋》，“精思附会，十年乃成。
”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以后的科学研究上。
在他开始制造侯风地动仪时，曾遭到一些人的讽刺，但他持之以恒，毫不动摇，终于制成了地动仪，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赢得了骄傲。
其实，纵观中外历史，类似张衡的例子不胜枚举。
诸多成功，哪一项不是在逆境中奋发，哪一项不是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奋斗的结晶呢
汉书食货志上翻译
原文：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
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
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
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
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
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
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
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齩其骨。
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
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译文：汉文帝即位后，亲自奉行节俭的政策，想以此安定百姓。
此时，百姓风气与战国时接近，都是不爱务农爱经商。
于是贾谊上书皇帝，说：《管子》说：“不为吃饭担忧的人家才知道礼节。
”自古以来，人民要是吃不饱的话，就不可能被治理好。
古人说：“一个男人不耕种，家里就要受饿，一个女子不纺织，家里就要受寒。
”衣食的生产是受时节限制的，如果人力物力的使用不安排好，就都要白费了。
古代治天下的人极其仔细，因此储备充足。
当今不务农而去经商，吃饭的人多，（种地的人少，）这是对天下大大的伤害；荒废放荡的风俗与日俱增，这是天下大大的负担铺张。
对公家的损害，却没办法制止；命运将要颠覆，却没办法救济。
生产的很少消耗的很大，天下的财产如何能不减少
汉朝建立已经四十多年了，无论公家还是私人的积蓄都很惨淡。
一旦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人民的处境就会危急；要是年景不好没有收获，人民就只能出卖自己的爵位（译者按：秦汉吏民有爵，是这一时代一大特色，研究者很多）、孩子（换食物）。
天下如此危机，皇上听到这种消息您能不感到震惊么
荒年丰年，这都是天命的运行，即便禹、汤之时也是如此。
如果不幸有二三千里的地域都有旱灾，国家拿什么来抚恤
边境突然告急，需要数十百万的将士，国家拿什么来养活
要是用兵和大旱赶到了一起，天下无能为力，有胆子有力量的人聚众横行，没能力的老弱交换着吃自己的孩子。
各地的行政治理情况未必都能及时报到中央，等到远方消息不通的地方已经举事起义了，这才惊骇着想起镇压，那还哪能来得及呢
积蓄储备，是天下的大事。
只要粮食多多，财政富裕，什么事做不成
进攻必取，防守必稳固，打仗没有不胜利的。
怀柔敌人归附远人，怎能招不来
现在督促人民都去务农，安分于国家的根本事业，让天下人都自食其力，那些靠那些奇技淫巧游食的人都回到土地上，那么积蓄储备就丰足了，人民也就对自己的生活满意了。
咱们本可以让天下富足安定，而现在却弄得如此紧张危急，我真为陛下感到惋惜啊
汉文帝看后被贾谊的上疏感动，开始实行藉田礼，亲自带头鼓励百姓耕田。
原文：晁错复说上曰：翻译：之后晁错又上疏说：原文：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
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译文：圣王在位时人民没有饥寒之苦，不是因为亲自种地给人民吃，纺织给人民穿，而是因为能为人民开辟生财之道。
因此尧（舜）禹的时候有九年的水灾，汤的时候有七年的旱灾，而国内人民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是因为积蓄多储备足啊。
现在海内统一，土地人民不比汤、禹的时候少，而且也没有那样连年的水旱，但积蓄储备却不如那时，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土地还没有充分利用，人民还没使出全力，可耕田没有全开垦，山川河泽没有全开发，游食的人没有全都去务农啊。
原文：民贫，则奸邪生。
贫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译文：人民贫穷就会生奸邪之心。
贫穷是由于衣食不足，不足是由于不务农，不务农就不安稳在土地上，不安稳在土地上就会离开家乡轻视家庭，那样人民就向鸟兽一样了，虽然有高城深池，严刑峻法，也不能管得住了。
原文：夫寒之於衣，不待轻煖；饥之於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
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於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其为物轻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
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粟米布帛生於地，长於时，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
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译文：挨冻的时候不管衣服是不是又轻又暖也得穿，挨饿的时候不管食物是不是又甜又肥也得吃，饥寒来到眼前，就顾不得廉耻了。
一天保证不了两顿饭就会很饿，年底不添衣服就会很冷，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肚子饿了吃不上饭，身体冷了穿不上衣，就是慈母也保留不了孩子，国君又怎能得民心呢
明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桑，减轻赋税额度，扩大国家积蓄储备，来充实仓库，防备水灾旱灾，因此能够得人心。
人民，是要高居在上的皇帝官员们来牧养的，人民需要获得利益就像水要向下流一样，哪里有利就去哪里，无论是哪。
那珠玉金银奢侈品，饿不了能当吃的，冷了不能当穿的，然而人们都看重它，是因为皇上要用的缘故。
这些东西又轻又小，拿着它们，可以周游海内而没有饥寒之忧。
这些东西同样可以让臣子轻易地背弃君主，人民离开故乡，盗贼受到鼓舞，逃亡的人得到资助。
粟米布帛生靠土地，长靠天时，聚集起来靠人力，不是一天能成的事；数石的重量，一般人都搬不动，不容易被奸邪之人所利用，却是一天也少不了的。
因此明君不重金玉重五谷。
原文：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於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译文：现如今一般五口人的农夫家，家里服役的就得有两个，能耕的地不到百亩，百亩地的收成不到百石。
春天耕夏天耘秋天收冬天藏，砍柴火，给官府干活，负担徭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四时之中没有一天休息，这期间还要自己承担迎来送往，吊死问疾，抚养孤儿培养幼儿。
农民已经这样勤劳辛苦了，还要承受水旱灾害，政府的苛政暴政、时时来到的赋税负担以及朝令夕改的无所适从。
到最后本应该占有这些收成的农民，却半价就把粮食给卖了；这还不够，还要借债付成倍的利息，于是就有了卖田卖宅卖子孙来偿还债务的事。
然而那些大的商贾却囤积居奇等着赚成倍的利润，小的商人也摆摊的摆摊走街串巷的走街串巷，拿着稀奇的货物，成天在大都市中串来串去，等到上面的人急着要这些奇技淫巧的东西，卖的钱就会翻倍。
因此这些商人男的不耕耘女的不蚕织，却都穿的漂漂亮亮，吃的精米大肉；没有农民的辛苦，收入却有比农民多千百倍。
因为他们有钱，就可以和王侯贵族们交往，他们比那些小官小吏还有势力，用钱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千里，车子冠盖远远就能看见，乘着名车赶着肥马，穿着丝鞋托着长纱。
这就是商人所以能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所以要流亡失所的缘故
原文：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译文：现在法律想抑制商人降低他们的地位，可现实中商人却很富贵；法律想让农民尊贵，而现实中农民却很贫贱。
因此世俗所推崇的，是主上想贬低的；官吏们看不起的，却是法律想要尊重的。
上头与下头的好恶正相反，这样想要国家富裕、法治建立，是不可能的
原文：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欲民务农，在於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
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於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顺於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
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
」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於地而不乏。
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入粟於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译文：现在没有比让人民务农更该做的事了。
想要人民务农，就要提高粮价；提高粮价的方法，就是用粮食来进行赏罚。
天下人凡能交粮食给官府的，就给他们爵位，犯了罪爵位可以用来抵罪。
如此，富人有爵位，农民有钱，粮食也充实了。
其实能用粮食来换爵位的，都是富人；从有富余的人那里拿粮食供给国家使用，这样贫民就可以少缴赋税。
这就是减少富余的补充不足的，命令一出而人民获利啊。
如此顺应民心，对三方面都有补益：其一，主上的用度充足；其二，人民的赋税负担减少；其三，鼓励发展农业。
现在的法令是：有车马的人家上交一匹马，就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
车马固然是重要的国防物资，因此用此来免除兵役。
但正如《神农》中所说道：“就算有有十仞高的石砌城墙，一百步宽的护城河，百万武装起来的战士，要是没有粮食，也守不住。
”由此看来，粮食才是对于王者是有大用的，是政治的根本大事。
让人民缴粮换爵位，要换到爵位到了五大夫这一级，才可以免除一个人的赋税，这可比上交马难多了。
爵位，是皇上您掌握的，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没有数量限制；粮食呢，是人民种的，从地里长出来，量也不小。
得到可以用来抵罪的尊贵爵位，这是人们非常盼望的。
要是天下送粮食到边疆，来换取爵位抵罪，用不了三年，边关的粮食就多起来了。
原文：於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译文：文帝听从了晁错的话，让人民运粮食到边境。
运六百石的受爵为上造（第二等爵），累计到四千石的为五大夫（第九等爵），一万二千石的为大庶长（第十八等爵，一般老百姓能最高等，再往上就是关内侯、彻侯了），以缴粮多少分等定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