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
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
诏以故官知江宁府。
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
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
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
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
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
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
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书湖阴先生壁读后感 越快越正确可以得200分
这是王安石题在逢屋壁上的一首诗。
杨德逢，别号湖阴先生，是作者金陵(今江苏)时的邻居和经常往来的朋友。
首二句赞美杨家庭院的清幽。
“茅檐”代指庭院。
“静”即净。
怎样写净呢?诗人摒绝一切平泛的描绘，而仅用“无苔”二字，举重若轻，真可谓别具只眼。
何以见得?江南地湿，又时值初夏多雨季节，这对青苔的生长比之其他时令都更为有利。
况且，青苔性喜阴暗，总是生长在僻静之处，较之其他杂草更难于扫除。
而今庭院之内，连青苔也没有，不正表明无处不净、无时不净吗?在这里，平淡无奇的形象由于恰当的用字却具有了异常丰富的表现力。
“花木”是庭院内最引人注目的景物。
因为品种繁多，所以要分畦栽种。
这样，“成畦”二字就并非仅仅交代花圃的整齐，也有力地暗示出花木的丰美，既整齐又不单调。
这清幽环境令人陶醉，所以当诗人的目光从院内花木移向院外的山水时，他的思致才会那样悠远、飘逸，才会孕育出下面一联的警句，“一水”“两山”被转化为富于生命感情的亲切的形象，而为千古传诵。
但后二句所以广泛传诵，主要还在于这样两点：一、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
“一水护田”加以“绕”字，正见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环绕着绿油油的农田，这不恰像一位母亲双手护着小孩的情景吗?著一“护”字，“绕”的神情明确显示。
至于“送青”之前冠以“排闼”二字，更是神来之笔。
它既写出了山色不只是深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扑向庭院而来!这种描写给予读者的美感极为新鲜、生动。
它还表明山的距离不远，就在杨家庭院的门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
尤其动人的，是写出了山势若奔，仿佛刚从远方匆匆来到，兴奋而热烈。
所有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征，而这种种描写，又都和充分的拟人化结合起来那情调、那笔致，完全像在表现“有朋自远方来”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顾不得敲门就闯进庭院送上礼物。
二者融合无间，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经锤炼又无斧凿之痕，清新隽永，韵味深长。
二、这两句诗也与杨德逢的形象吻合。
在前联里，已可看到一个人品高洁、富于生活情趣的湖阴先生。
所居仅为“茅檐”，他不仅“扫”，而且“长扫”(即常扫)，以至于“静无苔”；“花木成畦”，非赖他人，而是亲“手自栽”。
可见他清静脱俗，朴实勤劳。
这样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当然比别人更能欣赏到它们的美，更感到“一水”“两山”的亲近；诗人想象山水有情，和湖阴先生早已缔结了深厚的交谊。
诗以《书湖阴先生壁》为题，处处关合，处处照应，由此也可见出诗人思致的绵密。
此诗对于“一水”“两山”的拟人化，既以自然景物的特征为基础，又与具体的生活内容相吻合，所以气足神完，浑化无迹，成为古今传诵的名句。
在修辞技巧上，三四两句也堪作范例。
“护田”和“排闼”的典故都出自《汉书》，是严格的“史对史”、“汉人语”对“汉人语”，可见诗律极为工细精严。
但读来自然天成，全似未尝着力准确地说，由于诗人将典故融化在诗句中，我们只觉得他采用了拟人手法，而不感到是在“用事”。
“用事”而不使人觉，这正是其成功之处。
在王安石变法中有哪些人被牵连到
嘉佑三年元1058年）王安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现状，遂向宋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
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
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
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
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
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
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
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
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
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
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
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
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
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
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
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
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
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
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
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学校的时候中午才有连个洞洞 之后变得越来越多 变成现在这样
名人挫折后成功的例子1、科学家霍金小时候习能力似乎并不强，他很晚会阅读，上学后在班级里的成绩从来没有进过前10名，而且因为作业总是“很不整洁”，老师们觉得他已经“无可救药”了，同学们也把他当成了嘲弄的对象。
在霍金12岁时，他班上有两个男孩子用一袋糖果打赌，说他永远不能成材，同学们还带有讽刺意味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爱因斯坦”。
谁知，20多年后，当年毫不出众的小男孩真的成了物理界一位大师级人物。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随着年龄渐长，小霍金对万事万物如何运行开始感兴趣起来，他经常把东西拆散以追根究底，但在把它们恢复组装回去时，他却束手无策，不过，他的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责罚他，他的父亲甚至给他担任起数学和物理学“教练”。
在十三四岁时，霍金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兴趣，虽然中学物理学太容易太浅显，显得特别枯燥，但他认为这是最基础的科学，有望解决人们从何处来和为何在这里的问题。
从此，霍金开始了真正的科学探索。
2、孔子，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成名以后，人们尊称他为万事之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经常受到族人的歧视.在那个时代，既没有造纸术，也没有印刷术，流传的著作全靠传抄，自己想要保留别人的著作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刀往竹片上刻.把刻好的竹简按顺序保存好，那就当时的书.《易经》便是孔子刻的，所以他经常翻阅，由于翻阅次数太多，十分结实的牛皮绳都断了好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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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著名化学家格林尼亚教
为什么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主要人物荆天明】 荆天明：十二岁，为人古灵精怪却又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会一些三脚猫的功夫。
他迷离的身世却牵动整片大地风云变幻。
他的父亲是书中的绝顶剑客荆轲，母亲是美貌的丽姬，不过后来对盖聂敬仰，渐生父子之情。
据官方人士透露，武功似乎有很大的潜力。
武器是一对拳头(夜尽天明中，在墨家禁地中得到墨门至尊武器“非攻”)，必要时还会加上牙齿。
很喜欢高月。
盖聂盖聂：三十岁，纵横家，鬼谷派，气质从容淡定，处事冷静。
被称为秦国最强剑客，在江湖上享有剑圣的名号，但是却意外地从秦国叛逃，带着故人之子天明，亡命天涯。
剑术出神入化，佩带名剑渊虹（十大名剑之第二名剑）。
高月高月：十二岁，墨家，天真可爱，温柔婉约。
是已经被灭亡的燕国的公主，和普通人一样过着平常的生活，但言谈举止间却有一股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她精通药理，是端木蓉的得力帮手，她暂时并没有武功，但是在阴阳巫术方面有着非比寻常的天赋（而且官方人设上说在武功和医术方面她似乎有很大的潜力）。
（注：高月的父亲燕太子姬丹明明姓姬，但在动画片里高月却姓高（玄机的问题））(此为小说内容：阿月因为中了十二奇毒，荆天明为了救阿月去神都山找冰红蝉，两个月后回来，荆天明以为阿月死了，就到山上为阿月筑墓，可是阿月的毒已解，而且恢复女儿身，阿月很感动，以为在世上没人关心她的生死，看到远方的高岭瀑布，也因为没有来到这么高的地方，就说“高”是荆天明送给她的姓，便从此叫“高月”，而不是小乞丐阿月。
） 项少羽项少羽：十四岁，兵家，动画片中为项羽的少年时期（官方人设上说他似乎有很大的潜力）楚国名将项燕之后，天赋异禀，有千斤拔鼎之神力。
智勇双全，年纪虽小，临阵决敌却已有大将之风，是天明的好朋友，同时也是竞争对手。
在夜尽天明中，在墨家禁地得到破阵霸王枪。
（动画片中因年少而称少羽，长大后名籍，字羽） 【墨家】：天下皆白，唯我独黑，非攻墨门，兼爱平生。
端木蓉端木蓉：二十四岁，清丽脱俗，冷若冰霜。
医术高超，墨家医仙，墨家五首领之一，独居在风景秀丽的镜湖药庄。
武器是银针。
对来自秦国的盖聂有强烈的敌意，深入接触后逐渐对盖聂产生好感。
并在墨核中为救盖聂而身受重伤，生死未卜。
高渐离：二十八岁，墨家第二高手。
墨家五头领之一。
被墨家众人称作“小高”。
其武功次于墨家巨子，气质忧郁高雅其击筑曲目“阳春”与雪女的歌声“白雪”合称“阳春白雪”在燕国堪称一绝。
当年与荆轲一见如故，结为知己，后易水河畔一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流传千古，使用武器：名剑水寒，剑谱第七。
（注：高渐离的渐应读jiān,玄机忽略了这个问题）雪女 雪女：二十四岁，燕国最秀美清丽的歌舞伎。
墨家五首领之一。
美妙的歌喉唱出一曲“白雪”，据说能够让最铁石心肠的人落泪，卖艺不卖身，笑傲王侯，也是高渐离的情人，虽然没有结为夫妻，但两人情深意真，生死相随。
徐夫子：六十八岁，枯瘦老者，著名的铸剑师，精通采五金融和青铜的冶剑技术，举世闻名的神剑墨眉就是出自他的手中。
剧中说“渊虹”是他母亲的作品，而“鲨齿”是他父亲作品，二人都是有名的铸剑师。
他一直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炼出一把超越渊虹的神兵利刃。
（注：片中说的“徐夫子母亲”历史真人是男性，姓徐名夫（fú）人，无子） 盗跖：二十岁，青年，原名展雄，又名柳下跖，历史上为春秋、战国之际的奴隶起义领袖。
天下第一神偷，身材纤瘦，擅长飞檐走壁，轻功卓越，生性油滑，爱慕端木蓉，虽然嘴巴不干净，但危难时刻绝不临阵脱逃，讨厌孔子以及儒家的那些大道理，绝招神行步。
他身受重伤时被端木蓉所救。
是墨家五大首领之一. 大铁锤：三十五岁，身材异常魁梧，墨家中性格最为急躁爆烈的男子，也同样是墨家的头领。
使用一柄带有链条的巨型大铁锤，原本是燕国的下级军官，由于脾性难以与同僚相处，屡遭迫害，险些在战场上作为诱饵牺牲掉，被墨家巨子救出，从此死心塌地追随。
班大师：五十岁，非命，机关术，木匠出身。
由于幼年的一次意外导致失去一条手臂，从此开始钻研和制造各种机关。
他第一件成功的作品就是为自己造了一条机关手臂。
他的愿望是能够制造出一种在空中飞行一天一夜的机关鸟，他做了大量的实验，但一直是以失败告终，很有耐心。
墨家巨子：墨家掌门人，身份神秘，武功深不可测墨家巨子。
【公输家（霸道机关术）】 公输仇：四十八岁，霸道机关术新一代掌门人。
据传他对机关术的精通程度，已经接近公输家族的祖师爷——公输盘（鲁班）大师。
公输仇把机关杀伤力的进攻部份极度强化，这就是所谓的霸道机关术。
他对祖师爷曾经在决斗中败给墨家的一事始终耿耿于怀。
【楚家（项氏一族）（兵家）】 范增：老年，性格坚强，不怒而威。
少羽的亚父（也是以后项羽最重要的谋士），对其管束极严厉。
项梁：楚国猛将，少羽的叔父。
楚南公：昔日楚国第一贤者，楚亡国之时曾说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般的豪言壮语。
【阴阳家】 东皇太一：阴阳家最高头领，谜一般的人物，人前总是带着黑色的面具，一身黑袍遮身。
云中君：阴阳家长老之一，醉心于丹药之术，并且小有成就，因此备受一心想要求取长生不老的秦皇所器重。
月神：秦始皇最信任的阴阳家大巫，精通占星，具有预感能力，同时还有控制他人精神和未可知强大破坏力，对天明下了阴阳咒印。
据官方人士透露，她是动画片中武功最强的人，其实力达到超越盖聂卫庄的9.5。
官方认定她的武器为丝绸(貌似是空手打天下）。
大司命：与少司命同为阴阳家一等一的高手。
妩媚妖娆，因练阴阳合手印导致双手呈红色，也增添了阴阳家的诡异神秘感。
出手辛辣狠毒，计谋充足。
少司命：少司命传说中是主宰儿童命运的女神。
因为她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女神，所以其中一些章节也描述了人神爱恋的情节。
剧中人物与盗跖一战中展现其高超的武功以及冷艳的性格。
传说能使树木复活，用树叶制成阴阳印发出攻击。
星魂：堪称少年天才的阴阳家传奇人物，无论在武学修为上还是阴阳数术方面都已达到了常人穷尽一生努力都无法到达的高度，因此他小小年纪已拥有极高的地位，与月神并列帝国两大护国法师之位。
传闻他不仅精通奇绝诡异的阴阳术，更掌握着极端可怕的杀人手段，特别享受那种高高在上主宰他人生死的感觉；被他那双冷冽的眼睛盯上，会令人犹如陷入无底深渊之中，不寒而栗。
【聚散流沙】 卫庄：三十一岁，盖聂同门师弟，同样是鬼谷派纵横剑法的传人。
这是一个奇特而又神秘的门派， 每一代只收两名弟子，而这两名弟子从一开始就是敌对，他们中间必定要决出胜负，最后只有一个人能留下。
浑身充满邪气与霸气，武功深不可测，最大的目标就是击败盖聂，继承鬼谷绝学。
他使用的武器是妖剑鲨齿，由于太血腥，没有在十大名剑内。
赤练：二十四岁，卫庄手下四天王之二。
妩媚妖娆的她精通各类毒术，可以控制各类毒蛇，而她的性感往往比毒药更加危险，她的惑魅术可以迷惑看见她双瞳的人，使之产生幻觉。
武器是腰间盘绕的链蛇软剑。
白凤凰（白凤）：十八岁，青年，卫庄手下四天王之首。
神秘的美男子。
时常驾驭着白色的巨鸟在天空飞过，轻功卓越，能够借助羽毛在天空翱翔。
可以控制鸟类，甚至能对话。
用羽毛袭击人或是控制鸟类袭击人。
无双鬼（机关无双）：二十六岁，卫庄手下四天王之四。
一丈多高的巨人，凶狠残暴，天生怪力，皮肤坚硬如盔甲，寻常刀剑无法伤及。
在第一部时被盖聂杀死，后被公输仇改造成机械怪人。
苍狼王：三十五岁，卫庄手下四天王之三。
一身黑衣，性情孤僻凶残，与狼共居，喜欢在黑夜里行动。
始终戴着半截面具，拥有和狼一样的夜视能力。
他曾经为韩王安效命，韩国灭亡后神秘失踪，之后加入了卫庄的刺客团。
他憎恶人类，只和狼群亲近，认为狼是唯一的朋友。
武器是狼牙青铜爪。
在第二部时被高渐离杀死。
隐蝠：真实年龄不明，原是蛮疆土人，后被父母抛弃山林，流离与乱世，十年来一直隐居南疆修习蝠血术。
蝠血术是一种南疆秘传诡异绝伦的杀人术，修炼时需将蝠血注入体内运转至周身经脉各处。
隐蝠这十年来每天与南疆矛头血蝠生活在地穴之中，如今已是个半人半蝠的怪物。
墨玉麒麟（黑麒麟、麟儿）：原为韩国的第一杀手。
精通易容术，模仿人的声音、招数都极像，几乎无人能察觉，接受命令潜伏在墨家机关城，就是他帮助卫庄攻破机关城。
【秦朝】 秦始皇嬴政：嬴姓，赵氏，名政。
中国第一个统一天下的皇帝。
自从十三岁即位后，二十二岁举行成年冠礼后，他以卫鞅，韩非的法家学说为主，又兼采阴阳家和儒家学说帮助自己行政，开始了他野心勃勃，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征服之旅。
身材不高，颇有气度，善用各国能人作为秦的重臣，赏罚分明，对有功者奖赏优厚慷慨，对违法者极度残忍严酷。
佩剑天问，十大剑谱排名第一。
李斯（字通古）：秦国宰相，法家传人。
处事干练，心思慎密。
提出“以江湖对江湖”的计策，诱使卫庄出山对付盖聂。
一心辅佐秦王统一天下。
蒙恬：秦国猛将，属兵家，在第三部样片《风动云变》中与少羽做过激烈战斗。
非常厉害，第三部即将登场的新人物。
王翦：姬姓，王氏，名翦。
属兵家，秦代杰出的军事家，是继白起之后秦国的又一位名将。
与其子王贲在辅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除韩之外，其余五国均为王翦父子所灭。
少羽的祖父项燕也是被他斩的。
（一说项燕自杀） 嬴扶苏：秦始皇长子，嬴姓，赵氏，名扶苏。
是秦朝统治者中具有政治远见的人物。
【燕国】 燕太子丹（姬丹）：高月的父亲，燕国太子。
由于荆轲刺杀始皇失败，当时的燕王——燕国末代国王燕王喜（姬喜）便把所有的责任推到燕太子丹身上，导致燕太子丹与燕太子妃以及高月背井离乡，在燕国外过着危险逃亡的生活。
燕太子丹最终被卫庄杀死。
燕太子妃：高月的母后，燕太子丹的妃子。
雁春君：燕王喜的叔叔，燕孝王之弟，非常横行霸道，传说得罪过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连高渐离也被他的手下揍过。
送给雪女一对手镯。
晏懿：燕国将领。
曾在无意中冒犯了雁春君。
本来该以冒犯君主的死罪处置，但雁春君看在雪女的面子上便饶了他。
后事不详。
【鬼谷派（纵横家）】 鬼谷子王诩：鬼谷派掌门，盖聂与卫庄的师傅，武功高强。
【医家 端木蓉师傅：第二部人物，女性，貌似已死。
在第18集登场（出现在端木蓉的回忆中，第三部会有很多端木蓉的回忆，她也会出场）。
【道家】 逍遥子：第三部登场的新人物。
道家掌门人，应是盖聂想找的能替天明解除阴阳咒印的那位道家高手。
【儒家】 伏念：秦时明月中儒家掌门人，十大名剑排名第三的太阿剑的剑主，武功高强。
荀子：名况，字卿。
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也是儒家即孔子和孟子之后的另一位儒学大家，更是两位法家著名代表人物——李斯、韩非的授业老师。
是一位仙风道骨、神清气俊的老者。
现任儒家掌门伏念的师叔，儒家辈分最高的长者高人。
精通围棋、喜好花草。
然而脾气古怪，为人严苛，即使是身为掌门人的伏念有时也会被他骂得狗血淋头，反而对一向不按规矩办事的张良倒是颇为赞赏。
颜路：儒家第二高手，与师兄伏念、师弟张良并称齐鲁三杰。
【名家】 公孙玲珑：能言善辩的名家继承人，身形庞硕，说话却矫揉造作，喜欢以面具掩面，对自己的美貌甚为自信这一点，往往让旁人哭笑不得。
【农家】 黑剑士胜七：黑皮肤，传说从炼狱而来的男子，此人多次被七国捕获，入狱后又屡次在法场行刑时将刽子手杀死逃离。
江湖中见其人如见鬼神。
冷血、残忍，将打败所有强者作为人生目标，败在他手下的剑客数不胜数。
江湖中传言，他在七国被捕时，身上就被刻下七国的文字。
【其它】 荆轲：中年。
荆天明的父亲。
高渐离的好友。
受燕太子丹之托入刺杀秦王，未遂，被秦始皇车裂。
战国末期卫国人，汉族，喜好读书击剑，为人慷慨侠义。
武器为残虹剑。
（历史上为徐夫子的无名毒匕） 丽姬：中年。
荆天明的母亲。
受到秦始皇嬴政的爱慕，成为嬴政的爱姬。
荆轲刺秦王后被嬴政杀死。
张良（字子房）：第三部登场的新人物，与墨家和项氏一族共同抗秦。
（片中为儒家的代表，但由于历史上其为三略，所以这里不把张良列为儒家。
） 阿纲：当年大铁锤还是燕国下级军官时，跟随大铁锤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虽然表面貌似散漫不羁，言语中也常常流露出对燕国统治者的不信任以及对未来的迷茫，然而内心却深深信赖着他的铁大哥，并决心要誓死追随大铁锤。
南疆少女：预计第三部登场，第二部末尾的小预告中出现。
旷修：秦国著名乐师，是一个醉心于音乐，性格爽直而不韵事故的人。
因为协助秦国叛将逃离国境而获罪，成为阶下之囚，前路命运岌岌可危。
他的琴艺超凡绝伦，是《高山流水》曲谱在这世上的唯一传人，在音乐的领悟上天下间恐怕已无人能望其项背。
传说他弹琴时连空中的飞鸟也会落下来倾听；而听曲的人更会被他琴曲中的喜怒哀乐所左右，犹如身临其境，难以自拔。
只是曲高必然和寡，已进入音乐至高境界的旷修难免会觉得天下间知音难觅。
石兰：庖丁客栈中打杂的小伙计，外表柔弱，唯唯诺诺，总是无害的、默默关注着周遭所发生的一切。
懂王安石变法的进来~~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
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王安石，便是这样一位历史的过客，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
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
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
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
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
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
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
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
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
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
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
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
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
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
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
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
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子，得乃父真传）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
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
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
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
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