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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钴鉧潭西小丘记》的译文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简直根植在了骨子里成为传统文化的骨血而屹立不摇。
从“学而优则士”然后“宦海浮沉”乃至最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人生信条，从屈原的《离骚》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其渗透的痕迹。
“仁义礼智信”的五字箴言在古代典籍中更是屡见不鲜，从《四书》、《五经》到《千字文》、《弟子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政策几千年来果然被贯彻得很好。
而从历史渊源上看儒家思想也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可回溯的起点，从儒家弟子宣扬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可以看出它的真正哲学意蕴。
儒学伦理本体化的内涵可由三方面概括：“仁”的思想、“中”的思想和“五伦”的思想。
“仁”在《论语》中出现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几乎囊括了他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人类的美德。
“仁”成了一种广泛伦理的崇高品性。
“中”在古文中指“权”，即称重量的一种工具，它由一根木杆和一块重物构成，以平衡原理和杠杆原理进行操作。
“中”于是就隐喻和象征地指审时度势、见机行事、随机应变、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当然即或使用贬义词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恪守中庸等等也无不可。
然而，伦理本体化的涵项中加入“五伦”之后色彩可就变了。
“五伦”首先是将人进行自然化的处理，即让“父子”这一代表祖先传递、祖宗崇拜、生物遗传、自然法则的时间地理学原则作为伦理的首要条件，再把它泛化为共时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兄弟关系之中，以自然秩序的历时系列代表社会秩序的共时系列以至成为文人甚至所有普通老百姓精神和伦理生活的核心内容。
而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文人的精神却被异化了。
每朝每代都不乏殉难者，但已很难说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将自己附加于一种抽象理念，自愿成为其牺牲品。
立功立言立身，留取丹心照汗青，对忠臣烈女反复的表彰和倡扬，使死亡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换取一个完美的姿态定格于屏幕。
这种情形到明代，可谓登峰造极。
方孝儒对朱棣慷慨陈辞灭十族也不怕何况九族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众多无辜的亲属和学生的生命并不是从属于他
大礼议之争，文官们被当众拖下去扒了衣服打屁股的时候，是否有考虑到自己以尊严性命相拚的“正统”的价值何在
如此愚昧的英勇，何其可悲，这种可悲一方面造就了中国文人的不幸，另一方面却又造就了“愤怒出诗人”下的不朽篇章。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如此情感，能让我们不为之忧，为之愁吗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然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
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
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文人“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
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
而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
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
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豁达派的道家思想。
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
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
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豁达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而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
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
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然而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两家同源而异流，两家既双峰对峙、势如水火，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而构成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儒家提倡礼乐教化，阐扬治国安邦之道，为历代官方集团大力倡导和推行，在社会政治和道德领域，成为指导性的正宗思想，又由国家教育体制提供保证，作系统传授和普及工作，奖励儒家经学的研究，读经成为知识分子走向仕途的必修课业，因而儒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声势显赫，居诸家之首。
道家则不同，它重自然无为而轻礼乐教化，对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常常对礼乐文化提出尖锐的批评，偏离人伦日用之常，具有隐士派和浪漫派的风格，因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不能成为官方哲学，未能列入国家教育的正式课程，处于在野的状态。
道家人物本不求用世行道，亦无心于扬名不朽，不靠政治的权威，却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潜流，流向社会各个角落，润物而无声。
从表面上看儒显道隐、儒强道弱、儒热道冷，实际上儒道对峙，难分轩轾。
人们常说传统的政治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我们也可以说传统的思想是外儒内道、阳儒阴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
设若中国只有儒家而无道家，中国的文化就会失去一半光彩。
中国人受儒家的影响，比较讲求实际，注重现实人生，尊重常识，积极进取，做事情求得通情达理，这是一个方面；但中国人又具有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调，胸襟开阔，不断地在常识以外开辟精神上的新天地，向往超迈脱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生命富有弹性、耐受性和持续性，这些特质不能说不得力于道家。
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坚忍不拔、深沉从容、豁达大度等品德，是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的。
就是在政治方面，道家所阐明的驾驭臣民的法术，即“君人南面之术”，也能够与儒家所推重的以德服人的王道相配合，加强帝王的权力，维护封建统治。
因此，长期以来，道家总是作为一条暗流存在。
儒道两家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始终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
正如林语堂所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显而易见，道家人生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使得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性质属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
在这个执着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中，包孕着不同的人生态度：既有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也有超然尘外、情欲沉寂、自甘寂寞的隐士。
正因为如此，儒道可以互为补充，成为进退守取皆可从容对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调节剂。
而由于两者都把人生价值追求的实现，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来世或天国，所以，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心理框架。
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意思
不好确切翻译，你读一下文章体会一下“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读《罗小安画册》摘要：小安兄山水画，超然淡远、平淡天真，朴素清空，秀逸平和，明洁幽雅,其迹简而意淡，其风格则清洒。
小安兄乃会心者，正与山林泉石相遇，其意境，宛然中国士人于山水中倘佯之，流连之，吟赏之，品味之。
“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石涛《画语录·山川章》)，诚非虚语。
细按之处，小安…小安兄山水画，超然淡远、平淡天真，朴素清空，秀逸平和，明洁幽雅, 其迹简而意淡，其风格则清洒。
小安兄乃会心者，正与山林泉石相遇，其意境，宛然中国士人于山水中倘佯之，流连之，吟赏之，品味之。
“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石涛《画语录·山川章》)，诚非虚语。
细按之处，小安兄笔墨多从古法中出，与当代之放诞繁复，大相异趣。
有曰：笔墨当随时代。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嬗变，画坛亦剧烈变迁，画风之所转，遂有中国传统山水画向何处去之时代大问题。
小安兄则坚守古法笔墨，或有意存焉。
笔墨之古法，在于有古法之人。
其人呼吸山川，陶养性情，山水自有灵秀。
其人萧散淡泊，则风烟俱净，天山共色。
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其人心怀高远，则有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其人湛然虚明，山水则内外澄澈。
其人疏朗寂寥，山水则深邃阒寂。
以古法而言，画者与山水原为一体，即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
昔者柳宗元在愚溪有《渔翁》诗曰：“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然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刘禹锡《伤愚溪诗序》：“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目曰愚溪。
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曰：‘愚溪无复曩时矣!’”山水因人而溪水悠悠，芳草萋萋，柳树团团，竹林青翠。
其人殁后，欸乃不复其声而山水不复其绿也，其神其韵与人俱亡也。
山水之美，雄、幽、奇、秀，实乃画者之心所为之。
今之画者，不复其萧散淡泊、心怀高远, 不复其清澈高旷，气静神闲。
故今之山水，不复其风烟俱净，林壑幽美，不复其朦胧涵润，空灵秀雅。
今之艺坛，不言人与心性，故山为山，水为水，故无画者之精神，山水之灵韵。
当代人文变迁，中国画沦为一种手艺、一种杂耍、一种装饰。
小安山水与人，共其飘零，故小安山水有一种乡愁，一种怀旧，一种记忆，一种暖情，一段清淡往事，其中有伤情之流露，心灵之浪迹。
中国画所贵者，气也，韵也，神也，味也，此皆从传统中来，此亦小安兄所特重者。
读小安兄山水，叹为“止观”。
“止”者，山水住心于内;“观”者，感悟灵韵自外。
此一“观”，即以此心与万物相交往，迎之、接之、应之、受之，从而相感而得“我性”、“我情”，久而久之，融为一体，其笔墨一一从心中流出。
观此心所感，即“见乃谓之象”(《易·系辞上》)有意呈现可感于心者谓之“象”，其有生意，有神气，有气韵。
有生意即是有情。
山水有情，山环抱起伏，水涛浪潆洄，草木葱茏，云蒸雾霭，俱有生化之意，山水性情感于心者即是我情我性。
“止观”之法，来源甚古，要在一心。
心者，绘事之本也。
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云：“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
应会感神，神超理得。
”将山水摄入己身，凝念不释，其不在外而寓诸心，为“心”之山水，一己之山水，故其有神有韵，有画者之性情。
山水有品格，即在于此。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云：“意思横逸，动笔新奇。
师心独见，鄙于综采。
变巧不竭，若环之无端。
景多触目。
”画之变化无端，在于心有所会而自有心得。
“师心独见”，即有己意，如此方可意在笔先也。
山水实不可描摹，其可写者，即心之所“会”而独见之一己之心，一己之性情。
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云：“画者，圣也。
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
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则千里在掌。
”天地甚大，品类甚蕃，然则存乎一心，则可立万象于胸怀游乎天地于方寸之间。
晚唐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历代名画记》)造化即天地万物之生成化育，当代画论指“造化”为自然山水，大谬。
观照天地万物生成化育，体悟其道，得之于心，物我合一，此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所谓“应目会心”、“澄怀观道”、“澄怀味象”、“中得心源”，均在一“心”。
所谓古法，即是心法，此非一朝一夕之功，须苦修之而惨淡经营之，或可达致顿证。
此心法生万象，生万意，生万千笔墨。
故中国画有“心画”之说。
南宋米友仁《题新昌戏笔图》：“画之为说，亦心画也。
”石涛《画语录》：“夫画者，从于心者也。
形天地万物者也。
”画为心画，以目入心，以手出心，故中国画之线条笔墨，实从此心法出。
五代荆浩《笔法记》：“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
”笔之所到，心之所运，气之所生。
宋韩拙《山水纯全集·论用笔墨格法气韵之病》：“夫画者笔也，斯乃心运也。
索之于未状之前，得之于仪则之后，默契造化，与道同机，握管而潜万象，挥毫而扫千里。
”山水固然从笔墨而成，然须心契造化，与道同机，然后运诸笔墨。
石涛《画语录·尊受章》：“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
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
”笔墨虽出于手，实根于心。
古人作画，以神、气、韵、味为体，以笔墨为用。
此笔墨之古法，亦是古人之心也。
中国画之古法，其中有大道，然于此大道孜孜以求者今世几希。
有小安兄坚守古法笔墨，其一草一树,一丘一壑,一山一水，皆其心中之意象自然流出，其心呼吸山川，则山水灵秀;其心闲适，则风烟俱净;其心淡远，则天山共色;其心湛然虚明，则山水澄澈。
小安兄之笔墨，正与古人相遇，宛然与古人携手于山水中倘佯之，流连之，吟赏之，品味之。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 徐迅2013年8月写于莫干山伴山楼
钴鉧潭西小丘记抒发了什么情感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并不是单纯地去描摹景物，而是以全部感情去观照山水之后，借对自然的描述来抒发自己的感受，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像《钴鉧潭西小丘记》所写景物是：“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 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
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哪些文人有影响
具体的诗歌创作之类的，最好详细些
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
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
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
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独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复存在。
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
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
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
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
”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
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
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
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
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
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
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
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受了老子和庄子影响，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
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
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
寥兮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
”。
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
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
“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
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
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
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
“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
”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
“六亲不和有孝慈。
”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
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
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不迷名、货。
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物重身的观点。
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
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
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
《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颠峰作品之一。
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
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
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
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
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
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
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
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
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
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
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
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
”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
又说：“万物出乎无有。
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
”(《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
《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
”“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
”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
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
”魏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
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
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
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王弼“贵无说”与裴頠“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的 “独化论”。
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当做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
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
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
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
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
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
所以，要“崇本”，也要“末”。
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
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
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
而魏晋玄学，除阮籍、嵇康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
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
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
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
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
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
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
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
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
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
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
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
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
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
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
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
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
东晋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
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
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
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
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
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
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
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
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
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
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
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
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故称文始派。
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
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
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
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
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道家也随之以魏晋玄学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
作为道家的另一支，道教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从理论贡献来看，它远不及玄学。
魏晋玄学以复活老庄思想来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
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
可以说，道家思想从它的产生到魏晋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许许多多的考验，表现出一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从容处世的生活态度。
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了道家更高的地位和荣誉。
因老子姓李，与唐代皇室同姓，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
先是唐高祖规定了三教的次序，把道家排在儒、佛之前。
紧接着是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下令贡举人士必须兼通《道德经》。
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他直接把道士当作皇族宗室的本家，又是在全国兴建玄元皇帝庙，又是接二连三地尊封道家名士，建道院，设玄馆，置生徒，习老庄，并亲自注释《道德经》，诏令百姓必须家藏一本，以推广道家思想，不断提高道家学说的地位。
唐武宗刚刚即位，就把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
更有甚者，唐代不少帝王都热衷于服食道士所炼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到头来反倒因服食金丹中毒而过早地结束了性命，唐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等皇帝都是如此。
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甚至还令僧尼改穿道服。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
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
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说，因发明序其指意。
” 又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
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
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
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
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
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
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
“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
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
“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
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
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
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
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
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高中生必读课外古文
高中生必读课外古文 :一、季氏将伐颛臾（苏、粤）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人、沪）三、烛之武退秦师（人、苏）四、肴之战（沪、鲁）五、勾践灭吴（人）六、触龙说赵太后（人）七、寡人之于国也（人、苏、粤）八、齐桓晋文之事（人、鲁）九、逍遥游（人、苏、粤）十、秋水（人、沪、苏）十一、劝学（人、沪、苏、粤、鲁）十二、谏逐客书（人、沪）十三、过秦论（人、沪、粤）十四、鸿门宴（人、沪、苏、粤、鲁、语）十五、垓下之围（沪）十六、廉颇蔺相如列传（人、沪、苏）十七、信陵君窃符救赵（人）十八、屈原列传（人、鲁）十九、报任安书（人、苏、粤、鲁、语）二十、苏武传（人、沪、鲁）二十一、陈情表（人、沪、苏、粤、鲁、语）二十二、兰亭集序（人、沪、苏、鲁）二十三、归去来兮辞（人、沪）二十四、张衡传（人、鲁）二十五、谏太宗十思疏（人、沪、苏、粤）二十六、滕王阁序（人、沪、苏、粤、鲁、语）二十七、师说（人、沪、苏、粤、鲁、语）二十八、祭十二郎文（人）二十九、段太尉逸事状（粤、语）三十、种树郭橐驼传（人、沪）三十一、愚溪诗序（人）三十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沪）三十三、阿房宫赋（人、沪、苏、粤、鲁、语）三十四、伶官传序（人、沪）三十五、秋声赋（沪、苏）三十六、六国论（人、苏、鲁）三十七、赤壁之战（人、鲁）三十八、游褒禅山记（人、沪、粤、鲁）三十九、石钟山记（人、沪）四十、前赤壁赋（人、沪、鲁）四十一、《指南录》后序（沪、苏）四十二、项脊轩志（人、沪、苏、粤、鲁、语）四十三、五人墓碑记（人、苏）四十四、狱中上母书（人）四十五、促织（人）四十六、左忠毅公逸事（沪）四十七、祭妹文（人、沪）四十八、登泰山记（人）四十九、病梅馆记（人、沪）五十、与妻书（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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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辞作者: 陶渊明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摇摇以轻殇，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栽欣载奔。
童仆欢迎，稚子候门。
三径就荒，松菊尤存。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引壶觞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颜。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策扶老以流憩，时翘首而遐观。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
农人告余以春兮，将有事乎西畴。
或命巾车，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
寓形宇内复几时
何不委心任去留
胡为惶惶欲何之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耘耔。
登东坳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陈情表》，一题作《陈情事表》。
“表”是古代臣下写给皇帝陈达情事的奏章或书信。
《陈情表》就是李密向晋武帝陈说因奉养祖母不能奉诏的书信。
?本文以孝道观念为中心结构全文。
忠孝观念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中一组对立统一而居核心地位的伦理意识。
李密作为亡国贱俘，在得到新朝任命诏书后，如不应征，就有眷顾旧朝的嫌疑，甚至有杀身之祸。
李密在文中以孝亲之情为依据，并标举“圣朝以孝治天下”的旗号，反复诉说自己终养祖母的请求，化被动为主动，使晋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本文主要申说作者辞不赴命的理由，但作者没有过多地陈说道理，而是以叙事为主，在叙事中以情感人。
本文首先陈说祖母对作者早年的养育之恩和祖母晚年对作者的依赖，其次表明作者对州郡、朝廷屡下征举的感激之情和眼前进退两难的处境，再次表明心迹，不奉诏出并非别有希冀，反复申说“祖孙二人，更相为命”，最后申明所说一切都是实情，希望晋武帝予以体察。
文章极力渲染自己的不幸和家庭的悲苦，反复陈述祖母年老多病、危在旦夕的情景，读来不禁油然而生同情之心。
据说晋武帝读后曾动情地说：“士之有名，不虚然哉!”(《晋书》卷八十八)“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忌深僻，造语忌纤巧，铺叙忌繁冗。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陈情表》洵为书表类文章的典范之作，语言质朴淳厚，语气谦恭，语意委婉，辞气怊怅，音韵和谐。
在句式上以四字句为主，对偶句迭出，间以长短参差的句子，整齐中有变化。
语言朗朗上口，极具抒情色彩，有强烈的感染力。
有些四字句，简明练达，生动形象，已凝练为后世常用的成语或习语。
祭十二郎本文是韩愈哀祭文中最有名的一篇，也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哀祭文中的“千古绝调”(明·茅坤语)。
其所以如此，不在于祭文运用了多么高超的技巧，而唯在其情的真切，复借质朴的文字予以自然流露。
?韩愈与十二郎，在家庭连遭不幸的情况下一起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又因为家族的、亲情的和年龄上的关系，韩愈与十二郎虽名为叔侄，却情同手足。
这是韩愈写作本文无需为文造情的感情基础。
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六岁，十二郎稍小一些，都正当人生的壮盛时期；就韩愈而言，他与十二郎虽暂分离而此后必然有很长时间相聚，可以充分体味叔侄之间的天伦乐事。
但是，令韩愈想不到的是十二郎竟先己而死，于是对家族、亲情的悲痛回忆和自己与十二郎聚少离多的遗恨便一下子涌上笔端。
这是韩愈写作本文无需为文造情而真情自然一触即发的原因。
?祭文先追忆了幼时与十二郎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借其嫂的话，突出了家族的苦难和凄凉孤单；又一一追述了自其离家之后叔侄短暂的几次相聚，突出了十二郎的遽死给自己带来的无可弥补的精神创伤。
行文至此，作者感情的闸门已难以抑制，先从“少者吊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生发出一大段似真似幻、始疑终信的沉痛文字，继又从不知十二郎死确切日期入手，生发出一大段如泣如诉、自责自尤的追悔文字。
至此，文章的情感达到高潮，也予读者以强烈的震撼。
在感情的一泄如注之中，作者仍然不失时机地对十二郎的丧事、家事一一作了安排；对于作为十二郎仅存的长辈韩愈来说，这些都是祭文不可缺少的内容。
?与真情的自然流露相辅相成的是祭文文字的不假雕饰。
作者似与十二郎如话家常，时而叙事，时而抒情，时而引用人物话语，时而援引书信中语，于表面上看似繁冗、絮絮叨叨之中，自然营造出一种缠绵悱恻、回环往复的悲剧气氛。
?多数读者不一定有丧亲之痛的感情经历，因为时代的隔膜，今天的读者对韩愈唏嘘再三的家族的凄凉孤单尤其缺乏深切的体会。
但是，古往今来的读者没有不被这篇文章感动，甚而至于黯然泣下者，原因在于，一方面读者皆有设身处地、转换立场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好的文章又具有强烈的感染和“移情”的作用。
《祭十二郎文》的感染力，即来自于以上两个方面。
?哀祭文，通行的体式，以言韵语居多。
韩愈这篇祭文，在真情急欲一倾的驱动下，突破了这个常规，而使用了更流畅、更易于表达情感的散文去写。
这也是一个创造。
愚溪诗序《愚溪诗序》是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所写的序。
《八愚诗》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以后，为了排遣他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而写的一组寄情于山水的诗。
《八愚诗》已经亡佚。
一般说来，序有两种，一种是书序，一种是别序。
书序一般用来陈述著作者的旨趣，多放在篇首。
别序一般用来为朋友赠别。
《愚溪诗序》是书序，是柳宗元陈述他写作《八愚诗》的旨趣的。
《愚溪诗序》通篇就是写了一个“愚”字。
全文共六段，第一段和第二段是写溪以及溪附近的丘、泉、沟、池、堂、亭、岛等，被命名为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的原因。
第三段是写以愚名溪的理由。
第四段是写愚的种类和性质。
第五段是写愚者的乐趣。
最后一段是归结作《八愚诗》的缘由。
愚溪本来叫rǎn溪。
为什么叫rǎn溪呢?有人说姓冉的曾经住在这里，以姓得名，所以叫冉溪；又有人说溪水能染色，所以叫染溪。
总之，不论叫它冉溪还是叫它染溪，都是有缘由的。
那么，为什么还要给溪水改名呢?据说“土之居者，犹然，不可以不更也”。
意思是说，当地人对于究竟是冉溪，还是染溪，争论不休，所以不能不改。
但是，为什么要改叫愚溪呢?因为“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
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
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
“予以愚触罪”，意思是我因糊涂触犯了刑律得了罪。
“谪潇水上”，意思是被贬在潇水这个地方。
“得其尤绝者家焉”，意思是寻得一处风景极佳的地方安了家。
这里的“家”字是动词，安家、住下的意思。
“愚公谷”，在现在山东临淄西。
“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意思是说，现在我住在这溪边，不知道起一个什么名字好，鉴于古代有愚公谷，所以便改溪名为愚溪。
其实，愚公并不愚，他所以自称为愚公，不过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
同样，改溪名为愚溪，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
不仅于此，“予以愚触罪”，就更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了。
“以愚触罪”，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言外之意就是说，聪明人是不会去干那种所谓的犯罪的傻事的。
触罪之后，不仅要连累到妻子儿女，而且连自己居住的地方，都要受到连累，这是一种多大的不公平!这还不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吗?更有甚者，连“愚溪之上”的小丘，丘东北六十步的泉，泉合流屈曲而南的沟，负土累石塞其隘的池，池东的堂，堂南的亭，池中的岛……虽然“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也一概以愚字命名，称之为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岛。
这是为什么?都是“以予故，咸以愚辱焉”。
这更是一种不公平，自然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合流屈曲而南”，意思是泉水汇合到一起曲曲折折向南流。
“嘉木异石错置”，意思是好的林木、奇异的石头交错陈列。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和愚本来是联系不到一起的，“今是溪独见辱于愚”，这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道理据说是有的，“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
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
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其流甚下”，指溪的水位太低。
峻急，指水势湍急；坻石，指滩石。
幽邃浅狭，指溪谷幽深，溪流浅窄；蛟龙不屑，就是蛟龙不屑于居住。
蛟龙，古代传说中的动物，民间相传它能兴风作雨发洪水。
“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溪没有可利于人世的地方，只是和我相类似，因而虽然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那也是可以的。
然而把愚和我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从而说溪“适类于予”，使用愚的称号来屈辱溪，自然也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了。
溪水无辜，而所以要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完全是因为“予家是溪”。
而“我”又“以愚触罪”。
那么，“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愚人呢?由此便转入写愚的种类和性质。
有三种愚人，一种像宁武子那样，“邦无道则愚”；一种像颜回那样，“终日不违如愚”。
宁武子是“智而为愚者也”，颜回是“睿而为愚者也”。
所以他们“皆不得为真愚”——他们都不是真的愚笨。
宁武子，春秋时卫国人，姓宁名俞，武是他的谥号，《论语·公冶长》说：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清明时，他就显得很聪明；当国家昏暗时，他就装傻。
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到，他的那种傻劲，别人就做不到了。
颜回，字子渊，是孔子的忠实门徒。
《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来不提出不同的意见，好像很愚笨。
可是我考察他私下的言行，发现他对我传授的东西能有所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笨。
像宁武子和颜回，当然都不愚笨。
其实何只是不愚笨，应该说他们都是聪明人。
“智”，智慧；“睿”，通达。
“智”和“睿”，都有聪明的意思。
“智而为愚者也”，意思是聪明而装糊涂；“睿而为愚者也”，意思是明白而装傻。
因此，宁武子和颜回，都不是真的愚笨。
而“我”的愚就完全不同了：“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
”这才是真正的愚人呢!“有道”，指天子圣明；“遭有道”，就是遇到了圣明的天子；“违于理”，就是违犯了道理；“悖于事”，就是行事谬误。
这都是就永贞革新这件事说的。
公元805年，就是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王、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入主朝政，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把矛头直指豪门贵族、藩镇、宦官，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这场运动只维持了146天，便被宦官勾结豪门贵族镇压下去。
结果顺宗李诵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李纯。
李纯上台后，杀了王叔文，逼死了王，柳宗元就是因此被贬到永州做司马的。
所谓“遭有道”，就是指遇到了宪宗这样的天子。
像宪宗这样的天子难道是圣明的吗?很显然，说这样的天子是圣明的，恐怕纯粹是一种讽刺!因而，所谓的“违于理”“悖于事”，便无一不是反话了。
“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
”这样，世上就没有能和我争这条溪水，只有我才占有它，并给它命名为愚溪。
这就更是愤激不平之词了!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朝廷规定他终生不得量移。
这就是说，柳宗元只能老死在贬所。
这对柳宗元来说，自然是最沉重的一种打击。
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柳宗元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情，无法发泄，便只有寄情于山水，以超脱于尘世来自我麻醉，这就是所以要写第五段文章的原因。
“善鉴万类”，就是能够鉴照万物；“清莹秀澈”，就是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锵鸣金石”，是水声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漱涤万物”，就是洗涤世间万物；“牢笼百态”，就是包罗各种形态；“鸿蒙”，指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状态；“超鸿蒙”，等于说出世；“希夷”，指空虚寂静，不能感知的状态；“混希夷”，就是与自然混同，物我不分；“寂寥”，就是寂寞；“莫我知”，就是没有谁了解我。
这段话所抒发的仍然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
这段开头第一句说“溪虽莫利于世”，情调有点低沉。
但是，紧接着笔锋一转，感情的色彩就完全不一样了：溪水能鉴照万物，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
这是一个多么恬静、闲适、幽美、和谐的世界啊!把这么一个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黑暗政治对比一下，哪一个龌龊，哪一个光明，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这样一个世界难道只能使愚昧的人心喜目笑、眷恋向往，高兴得不愿离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些聪明的人所留恋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世界呢?真是意在言外，发人深思!接下来笔锋又一转，便直抒起胸臆来了。
“予虽不合于俗”，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是从人世中被排挤出来的。
被排挤出来以后，虽然冷寞、孤单，却有一支能洗涤世间万物、包罗各种形态的笔伴随着自己，安慰着自己。
在这无违无碍的茫茫然的大自然之中，返璞归真，自得其乐，不胜似生活在那昏暗龌龊的人世吗?清净寂寞，是没有谁能够了解我的，这并不是在宣扬与世无争的出世思想，而仍然是在抒发内心深处的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情!《愚溪诗序》通篇就是写了一个“愚”字。
从“予以愚触罪”，到“以愚辞歌愚溪”，充分表达了一个遭受重重打击的正直士大夫的愤世嫉俗之情，同时，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也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愚溪诗序》侧重于抒情，文章以愚为线索，把自己的愚和溪水的愚融为一体。
明明是风景极佳的地方，可是，“予家是溪”，由于我住在这溪水边，便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溪的头上。
明明是“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因为我的缘故也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丘、泉、沟、池、堂、亭、岛的头上。
就这样，作者把自己的愚和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愚融为一体。
从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受愚的称号的屈辱，自然也就可以想到作者受到的屈辱。
溪、丘、泉、沟、池、堂、亭、岛仿佛全是作者苦难的知己，而奇石异木便成了作者耿介性格的象征。
文章清新秀丽，前两段基本上是记叙，在记叙中抒发感情，后三段则主要是议论，在议论中发表感慨。
语言简洁生动，结构严谨妥贴，不愧是传世的名篇。
《前赤壁赋》写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这时苏轼谪居黄州已近四年。
作者无辜遇害，长期被贬，郁愤之情，实在难免。
但他又能坦然处之，以达观的胸怀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不被颓唐厌世的消沉情绪所压倒。
他在这篇赋中自言愁，而又自解其愁，便反映了这种复杂的心情。
赋主要抒写作者月夜泛舟赤壁的感受，从泛舟而游写到枕舟而卧，利用主客对话的形式提出矛盾、解决矛盾，深微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隐忧，同时也表现了他旷达的人生态度。
文中“客人”之悲由三方面的感触产生：一是赤壁一带的江山触发他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年何等英雄，而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江渚之上!二是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须臾，渺如沧海一粟。
三是要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
赋写“客人”的生悲之因，实为下写苏子的开导之词蓄势。
文中苏子的话针对“客人”的感触而发。
他从宇宙的变化说到人生的哲理。
认为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一刻也不会不变，人生短暂，自然可悲；但从不变的角度看，那就是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都会无穷无尽。
况且天地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如此，人世间的荣辱、得失、忧乐便不足为念了。
最后他为“客人”指出出路：到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
显然，赋中客人和苏子的话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意识。
他所谈的人生哲理，有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但也含有佛老思想中随遇而安、惟与自然相适的消极因素。
因而“客人”的话却很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痛苦，所以当他把手书的《前赤壁赋》寄给好友钦之时，特地写信叮嘱道：“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赋分三层意思展开，一写夜游之乐，二写乐极悲来，三写因悲生悟。
情感波折，层层深入。
文笔跌宕变化，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
景则水月流光，情则哀乐相生，理则物我相适，杂以呜呜箫音，悠悠古事。
体物写志，妙在不离眼前景，而议论、见识又不囿于眼前景。
情因景发，景以情显，两两相触，缥缈多姿，创造出美妙的神话般的境界。
又借景说理、寓理于情，使得赋充满诗情画意，而兼具哲理。
作者用清新的散文笔调作赋，中间有骈词、俪句，也用了韵，更多的是散句成分。
这种赋称为文赋。
《前赤壁赋》除采用赋体传统的主客问答形式外，句式长短不拘，用韵错落有致，语言晓畅明朗，其间有歌词，有对话，抒情、说理自由洒脱，表现力很强。
这些都是对赋体写作的一种发展。
